但是，用布魯姆和加繆的失誤來反襯阿隆的高明，想必不是托尼·朱特教授的本意。他指出的三人最大的共同點之一，乃是“勇氣與正直”，他們都在公共生活的腹地確立了自己的位置，表現(xiàn)出這些美德并因此而長期遭人嫉恨。其貌不揚、嗓音尖細的萊昂·布魯姆在道德人格上是無可挑剔的，他首先是一位愛國者，相信在法國，“反猶太主義、民族主義、不公正、迫害和偏見都不過是轉瞬即逝的支流現(xiàn)象”，從而誓死捍衛(wèi)共和，支持抵抗運動，是右翼民族主義者和貝當主義者的死敵；加繆，地中海的兒子，他一生最突出的性格特征就是無所不在的道德主義，根深蒂固的反暴力思想盡管有時令他陷入不切實際的空想，但更多的情況下都促成了對強勢非正義的當頭棒喝。在法國蒙受恥辱、經歷坎坷的年代，他們都在投入公共生活之后，毫不猶豫地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公共責任之下，真誠地試圖以獨立的良知發(fā)言，去影響現(xiàn)實政治，為此不惜痛苦、沉默乃至身陷囹圄。阿隆只是選擇了一條最安全的介入之路，一條酷似當年托克維爾的“智者”路徑，在智者可欽可羨的睿思之下，同樣有一種俗世圣徒的耿直自律、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在熠熠閃光。

所有這些美德都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年代所稀缺的。夏爾·莫拉斯和薩特構成了一對鮮明的反證，兩人從各自的極端出發(fā)，放任信仰或黨派辭令壓服良心的聲音，從而在兩極化的政治中獲得了最好的命運——當上本陣營的代言人。紀德在《訪蘇歸來》之后就沉默了，面對右翼的張狂他無可奈何；馬丹·杜·伽爾，1937年在拿到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現(xiàn)出了書生的原形，面對危如累卵的時局，只向公共領域貢獻了幾句空洞的和平口號；朱利安·班達，這位曾在《知識分子的背叛》中提出公共參與應該擯棄黨派偏見，而以“真誠的獨立思想”發(fā)言的著名文人，20年后竟自食其言，欣然加入“同路人”的行列。即使布魯姆有眾多失職之處，但正如朱特教授所言，他“強就強在能夠把它們看作錯誤，并虛心接受之”，而不惜冒巨大的名譽風險。“在他那一代政治家和當國者中，懷有這樣一種責任感的人實屬鳳毛麟角?！?/p>

更多的人都接受了黨性思維方式，站在一方，無條件地為反對另一方而效力。這種二元對立及其產生的無休止紛爭讓法蘭西深受其害，一個多世紀以來她走不出低效率政治文化的怪圈，一代代政治階級在相互攻訐、相互詆毀、相互誹謗、相互推翻中內耗掉無數(shù)精力和智慧，知識分子或逃避現(xiàn)實，或夸夸其談，公眾無休無止地談論國是，享受毫無結果的“自由”。假如所有言論、所有行為真的像黨派辭令所指陳的那樣，均系受人“指使”，都有不可告人的利益動機的話，假如知識分子便因此認為政治純然是一場利益游戲，從而放棄獨立的使命的話，那這個世上還有什么價值可言，還有什么堅實的東西值得捍衛(wèi)？公共知識分子在世上又有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