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漫長的中國歷史長河中，每一次朝代的更迭都會引起社會思潮 的變化。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思想大解放時代 ，其間文學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 ，標志是文學的自覺和文學創(chuàng)作的個性化，并由此 引發(fā)了一系列其他的變化和發(fā)展。而這一變化的發(fā)軔期在東漢末年， 漢末思想文化的變化首先源于士人對官學認識的改變。東漢后期，王朝的統(tǒng)治岌岌可危 ，外戚和宦官輪流把持朝政，并發(fā)生了所謂維護天 子的威嚴的兩次黨錮大事，再加上連年不斷的天災，給整個社會帶來 很大的沖擊，進而一步步地把大漢王朝引入深淵。社會動蕩加上天降 災難，使生命也變得脆弱起來。漢朝建立以來士人們所遵奉的信條， 逐漸受到懷疑，甚而遭到拋棄。經(jīng)學作為官學，因為皇帝的篤信讖緯 而開始神化 ，以至于變得荒誕不經(jīng) ，已經(jīng)無法統(tǒng)攝士人的思想。相反 ， 諸子哲學則又開始興起。這一時期社會上的各項活動，也由神學指導 逐漸轉向個性指導。原有的道德標準被質疑，個人意識開始從群體中 脫離出來 ，顯示著 自己的特點。進步的士人開始探尋新的精神出路。 這些行為也帶來了文化和文風的轉變。這些變化在舊有的思想基礎 上蛻變。魏晉時代士人們的通脫、崇尚自然、注重文章之美等等，在東 漢末年這個特別的時代都可以找到端倪。蔡邕作為這個時代有影響 的參與者之一，以文化巨擘的身份親歷了這個時代，其行為和創(chuàng)作實 踐集中而鮮明地體現(xiàn)著這一時代的變化以及與后代的密切聯(lián)系。     蔡邕(1 33—1 92 )，字伯喈，是東漢末年的著名學者。他一生經(jīng)歷了漢順帝、桓帝、靈帝、獻帝四朝 ，官至中郎將。董卓篡權后 ，蔡邕在其帳下任職近四年。正因為這件事，后代對蔡邕的負面評價比較多，認為他沒有血性和氣節(jié)。甚至元代高明創(chuàng)作的戲劇《琵琶記》中，蔡邕成了背信棄義、喜新厭舊的男主角。近代以來，人們對蔡邕的看法漸趨于公平客觀。魯迅先生在讀過蔡邕的《述行賦》之后認為，蔡邕“并非單單的老學究，也是一個有血性的人”。以往在考察蔡邕的一生時，人 們只注意到了他恩恩怨怨的仕途，卻忽略了他造詣非凡的文學、歷史學、儒學、天文歷法、音樂、書法等各方面的成就。作為文學家，他詩詞 歌賦、碑銘誄文樣樣精通且樣樣出眾。他的作品風格質樸而典麗，反 映出維美傾向和對文學的自覺追求，這已然開啟了魏晉文學自覺的先 聲。從某種程度上說，建安文風所追求的風雅精神是蔡邕文學風格的 延伸與擴展。作為歷史學家，他師從胡廣，熟讀史書，對“史”給予極大 的關注，曾立下宏愿續(xù)寫漢史，但終因董卓之故而事業(yè)未競。但他的 良史之才卻已得到當世人的稱贊，他死后，鄭玄慨嘆日“：漢世之事，誰與正之 !"作為儒家學者，他飽讀經(jīng)集，?？苯?jīng)文，崇禮重道，但卻并非 是死守章句的學究，奠定 自己的哲學思想，其中蘊含著對儒學的疏離 與消解，從而對魏晉玄學產生重大影響。作為藝術家，他是中國藝術 史上難得的通才。他集音樂、書法、繪畫等多種藝術造詣于一身。他 所提倡的藝術精神和構建的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藝術理論，對后代的藝術家 具有啟發(fā)和指導意義?？梢赃@樣說，蔡邕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有重要一 席，他是那個時代承前啟后的一代文宗，一個天才的藝術家，一個富有 創(chuàng)新精神的思想家。他是漢晉間最富自由解放精神、最富熱情與智慧 的杰 出代表之一 。     在中國文化史上，蔡邕首先是以一個文學家的面貌出現(xiàn)的。所以 本書從文學的角度研究他，所占的比重比較大。他在其他領域的建 樹，也多與文學有關聯(lián)。蔡邕是東漢末期文壇的最重要作家之一，他 在文學上的建樹和后期的政治地位，為他確立了當時的文壇領袖的地 位?！逗鬂h書·蔡邕列傳》在敘述他的著作時寫道：     其撰集漢事，未見錄以繼后史。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 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催之亂，湮沒多不存。所著詩、賦、碑、誄、 銘、贊、連珠、箴、吊、論議《、獨斷》《、勸學》《、釋誨》《、敘樂》《、女邑  士 寸   百 3 訓》《、篆勢》、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于世。     蔡邕的著述是極其豐富的，涉及到眾多領域，當時所有的文體他 幾乎都嘗試過。到范曄修《后漢書》的時候，蔡邕的著述除史學部分散 佚之外，其余都還保存得比較完整。隨著歷史的推移，時間的流逝，蔡 邕的著述多有散失，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只是他全部著述的一部分， 已經(jīng)無法了解它的全貌。這種情況對于研究蔡邕無疑帶來許多不利 因素，造成各種各樣的障礙，但是，依據(jù)現(xiàn)存的文獻材料，對蔡邕的文 學創(chuàng)作和其他方面的文化建樹的研究仍然可以深入下去。本書一方 面注重蔡邕的文學創(chuàng)作，同時又不局限于此，而是把他和文學相關的 活動都納入研究范圍，包括他和當時文人的交往、他對文學作品的鑒 賞、他對琴曲歌詩的整理、他對《禮記·月令》的解讀，以及他的書法理 論和實踐等。這種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蔡邕傳世文學作品和 理論著述數(shù)量有限的缺憾，同時也能在更廣闊的背景上展示出他文化 建樹的方方面面，再現(xiàn)他在當時文壇上的地位及對后代的影響。總 之，本書是把蔡邕作為活生生的歷史人物、文學家進行多維審視，而不 是停留于單純的文本闡釋。     蔡邕是東漢后期的文壇領袖，他的文學活動，上承后漢中期文學 的余波，下啟玄學盛行的魏晉文學。如何給蔡邕在文學史上以準確的 定位，是本書不容回避的課題，這就涉及到東漢文學與所謂魏晉風度 的關系。近幾十年來，學術界對于魏晉風度已經(jīng)做過深入探討，并且 將此和文學的自覺聯(lián)系起來，成為經(jīng)久不衰的熱門話題。魏晉風度、 魏晉玄學為什么會出現(xiàn)? 學術界通常是從漢末大亂的政治形勢方面 加以解說，劉大杰先生就是如此，他寫道：     政治混亂，殺戮不止，讀書人既沒有革命的武力，為保全性 命，自然會走到老莊的路上去。談玄說理，隱名避世，是必然的趨 勢。這種風氣，并不始自兩晉，從仲長統(tǒng)的《樂志》、徐干的《虛 道》，郭泰、袁閎、申屠蟠、司馬徽的避世，都早已走上這條路了，不 過到了兩晉，這種風氣更流行而已。①  ． ①劉大杰《：魏晉思想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 5頁。4 蔡邕評傳     劉先生的這段文字寫于 1 928 年，至今已過去八十余年。后來的 學者在論述魏晉玄學時，很大程度上都是沿襲劉先生的思路。上述論 斷是科學的、客觀的，道出了魏晉玄學得以出現(xiàn)的直接的外部原因。 魏晉風度、魏晉玄學的出現(xiàn)除了直接的外部原因之外，還有它的歷史 淵源，它的內在生成根據(jù)，其中肇端于東漢中期的文學變革思潮，就和 后來魏晉風度有著割不斷的聯(lián)系。東漢中期是承平之世，社會相對穩(wěn) 定，就是在這個太平盛世內部，文學變革的思潮開始涌動，主要代表人 物有張衡、王延壽、馬融、王充，只是在每個人那里的表現(xiàn)形式不同。 張衡、王延壽主要體現(xiàn)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追求新奇，馬融體現(xiàn)為生活上的 放達不拘，王充則是在理論主張上撥亂反正、匡謬正俗。到了東漢后 期，文學界出現(xiàn)兩位值得重視的人物，一位是蔡邕，一位是孔融，他們 都是前期文學變革思潮的繼承者，對后來魏晉風度的出現(xiàn)具有開啟作 用。孔融的變革求新通過生活上的放達體現(xiàn)出來，和馬融相似；蔡邕 一方面對前代文學的變革因素表示認同，另一方面又積極提攜代表時 代新風尚的才子文人。本書把蔡邕的文化活動置于特定的社會背景 下，置于歷史發(fā)展的鏈條上加以考察，既指出他對前期文學變革思潮 的繼承，同時又揭示他和魏晉風度的聯(lián)系。對于他所撰寫的碑文，也 和劉劭所著的《人物志》加以對照，把這些碑文和后來的魏晉風度相 溝通。     蔡邕是東漢后期的文壇領袖，同時又是知識淵博的學者，多才多 藝的藝術家，精通音樂，擅長書法。蔡邕具有多重社會角色，這些角色 又都對他的文學活動有直接影響。本書充分注意到蔡邕這種復雜的 身份，從不同層面對他進行審視，展現(xiàn)他文化活動的豐富性。首先，把 他作為才子兼學者型文人看待，以此作為觀照視角，分析他的作品所 表現(xiàn)出的游移于中心與邊緣的傾向。漢代才子兼學者型文人從司馬 遷開始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到西漢后期形成群體，代表人物是劉向、揚雄和劉 歆。東漢的著名文人幾乎都是才子兼學者，班固、張衡、馬融莫不如 此。把蔡邕定為才子兼學者型文人，為的是從他的文學活動中總結出 這類文人創(chuàng)作的一般規(guī)律，改變以往文學史對作家定性時視角過于單 一的局限。才子型文人和學者型文人有不同的價值取向、審美風尚和 創(chuàng)作風格，蔡邕的作品體現(xiàn)出這兩種類型文人的特點，呈現(xiàn)復雜的走 勢。蔡邕是位藝術家，尤其是他的音樂天才和文學創(chuàng)作的關系更為密 切。有鑒于此，本書從蔡邕兼具作家和琴師的雙重身份人手，探討他 的辭賦創(chuàng)作以及他對琴曲歌詞的整理，努力把音樂和文學相溝通，把B   士 寸   丘 5 樂師之賦和普通文人之賦加以對比，指出蔡邕藝術才能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 所起的作用。     蔡邕的文學創(chuàng)作是全方位進行的，呈現(xiàn)出復雜的局面。有的作品 是他發(fā)自本愿內心自覺創(chuàng)作的，如《釋誨》《、述行賦》等；還有的在很 大程度上是“遵命文學"，是不得已而為之，多數(shù)碑文屬于這種情況。 對于上述兩類作品，本書在進行解析時注意到創(chuàng)作情境的差異，區(qū)別 對待，而不是用一個固定的尺度加以衡量。蔡邕創(chuàng)作了大量文學作 品，同時也明確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他的文學主張和文學創(chuàng)作有 時是統(tǒng)一的、協(xié)調的，有時則是矛盾的、對立的。本書充分注意到蔡邕 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主張既協(xié)調又對立的兩重性，從文學的審美功能和社 會效應的角度加以解釋，把這種糾結視為文學發(fā)展的動力和障礙的錯 雜。蔡邕的文學活動有時還出現(xiàn)主觀動機和客觀效果之間既一致又 背離的現(xiàn)象，對此，本書力求運用辯證的思維方式加以梳理，把主觀動 機和客觀效果既區(qū)別開來，又相互溝通。     本書將分七章來探討和研究蔡邕在各方面的建樹，力求恢復他的 歷史本來面貌。然而，蔡邕畢竟是一位復雜的文人，他的諸多活動也 是既豐富多樣又變化多端的。并且因占有的材料所限，難以作窮盡式 的研究，還有很多領域有待于進一步開拓，即使已經(jīng)提出的觀點，也還 有進一步深化和提升的余地。所有這一切，將在 日后的研究中逐步 實現(xiàn)。     第一章將闡述作為一代文壇領袖的蔡邕推陳出新的思想和行為。 蔡邕時代，統(tǒng)治了四百余年的兩漢王朝開始走向末路“，罷黜百家，獨 尊儒術”的大一統(tǒng)思想開始走向瓦解。到了東漢末年，文化更是朝著 個性化方向發(fā)展開去。任何一次朝代興替，都會在思想文化上發(fā)生重 大轉變，而這種轉變一定會在上一個朝代末的一群人或幾個人物身上 找到引導的印記。蔡邕就是在漢晉文化轉型之際比較有代表性的人 物。在他的思想和行為之中，大一統(tǒng)的儒家傳統(tǒng)思想被一種新型文化 不斷消解或取代。這一思想的集中表現(xiàn)就是他有別于“腐儒"的不斷 推陳出新。他的推陳出新的表現(xiàn)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他的家學淵源 和仕途交游；二是他儒道兼修的思想基礎；三是他引領時代風尚的文6 蔡邕評傳 化評價。蔡邕的家族在整個漢代可以說是極有聲望的，祖上既出過治 國名臣，又出過聞名的學者。漢代注重家學，祖上的偉績和聲名，應該 對蔡邕起到了不小的榜樣和鞭策作用，使得他成為他生活的那個年代 不可多得的復合型人才。他二十七歲被征召進京，本打算一展抱負， 但朝政的黑暗使他的仕進反倒成為屈辱。蔡邕曾在家鄉(xiāng)陳留度過十 幾年隱居式的生活《，后漢書》本傳里記載，這期間他“閑居古玩，不交 當世"。在盡情享受山水閑情的同時，蔡邕暫時拋開了風云變幻的政 治傾軋，專心治學，結交好友。他有感于當世，仿照東方朔的《答客 難》、揚雄的《解嘲》、班固的《答賓戲》，創(chuàng)作了《釋誨》，來整理自己歸 隱的心情。在歸隱的十幾年里，也是蔡邕創(chuàng)作碑文誄銘的豐收期。蔡 邕平生兩次入朝為官，尤其在董卓手下近四年的時間里，更是位極人 臣，這說明在他的頭腦中始終蘊含著儒家積極人世的思想，否則他不 會有如此行為。但是，在蔡邕的一生當中，更多的時間或是在家鄉(xiāng)歸 隱，或是留跡于江海之間，在山野之中賦詩作文，時時流露真情。如果 沒有老莊思想的支撐，蔡邕恐怕也無法如此釋然。縱觀蔡邕一生所經(jīng) 歷的大事，概覽蔡邕的傳世文章，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是儒家與道家思 想兼修而自成新意的新型思想，兩種思想交匯融合讓蔡邕對傳統(tǒng)文化 有了許多新的認識，在不 自覺之中給漢末文化轉型注入了新的內涵。 作為博學多才的漢末文化領袖，蔡邕對當世的一些文化大事也給予了 很“另類”的評價。這些評價在當時人的眼里可能是無法理解的，但是 這卻是一種先進的文化傾向，是以蔡邕獨特的儒道兼修思想為前提的 一種新的嘗試?！靶?quot;是儒家文化的產物，蔡邕把孝文化用道家重性 情、貴真情的思想重新詮釋，這是儒道兩家文化思想融合的產物，是蔡 邕對漢末文化的新評論。蔡邕對文學藝術的評價也是儒道思想兼修 的產物，他在漢晉文化轉型之際，一直給予文化土壤注入新的營養(yǎng)。 思想上的融合變化促使他個體意識的覺醒，使蔡邕的價值觀、生活態(tài) 度和對事件的評價都不同于以往的文人士子，由此也開啟了魏晉文化 重情感表達的先聲。     第二章闡述蔡邕對“禮"學解讀的思想新變。蔡邕不是經(jīng)學大家， 在他流傳至今的論著中，治經(jīng)學的篇 目更是少之又少。但是從《后漢 書》記載的蔡邕在東觀組織勘刻熹平石經(jīng)的始末看，他對經(jīng)學還是十 分重視的。在蔡邕現(xiàn)存的經(jīng)學著作中，他對《禮記·月令》尤為關注， 所以，要考察蔡邕的禮學思想，必須從他解讀《月令》開始。蔡邕對 《月令》的解讀當然也受到漢末經(jīng)學解讀改革風氣的影響，但是作為一邑   士 寸   百 1 位學者，他的角度和經(jīng)學家的解讀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而這些不同恰 恰與魏晉玄學有很多相似之處。揭示蔡邕禮學思想的新變，可以由此 了解漢晉之際學術思潮及風氣的變化。蔡邕對《月令》解讀的特點有 二：一是對傳抄過程中導致的字詞句的錯誤進行了訂正，使它更符合 原文的意思，更符合“禮"的規(guī)范。這些細小的地方在蔡邕之前基本沒 有得到關注，或者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二是對《月令》中的名物進行 了考證，廣泛征引《樂記》、《爾雅》、《詩經(jīng)》，勾連它們與《月令》的關 系。蔡邕解讀《月令》的思想新變主要有三：一是蔡邕認為《月令》“體 大經(jīng)問”，并不是一種歷法就可以解釋清楚，對它的注釋需要全面考 察，說明蔡邕的解讀思想更加注重“博"與“通”。這同魏晉時期的學 者注重閱讀的廣泛、博采各家專長的治學方法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二 是變以往解經(jīng)的“崇儒"為消解和淡化。蔡邕在解經(jīng)過程中出現(xiàn)對儒 家思想消解的傾向可能是無意識的，但卻構成了他經(jīng)學解讀的新變。 三是辯證地看待 自然與王政的關系。蔡邕認為自然是不受天子控制 的，天子應置于自然之下。這是對“自然”重要性的認識，他認為，人類 社會之初“自然"就是在人之上的。雖然蔡邕還沒有給“ 自然"賦予更 多的內涵，但是對天子地位的重新審視，把自然放在大于一切的位置 上 ，對儒學是一次挑戰(zhàn)。     第三章論述蔡邕和東漢文壇的因緣，他對文人奇才的推薦獎掖和 對奇書異文的欣賞認可。蔡邕不但自己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投入許多精力， 而且對文壇上嶄露頭角的新人倍加愛護，極力推薦，有知人之明，也有 坦蕩的胸懷。得到蔡邕推薦獎掖的文人奇才有邊讓、王粲，他們都是 富有才氣和個性的年輕人，他們的作為和作品代表了那個時代的一種 新的文壇風尚。在推薦獎掖文人奇才方面，蔡邕和孔融有著驚人的相 似之處?？兹谕扑]的禰衡，也是新風尚的代表。但是，無論蔡邕、孔融 本人，還是他們所推薦的邊讓、禰衡，最后的命運都很悲慘，全都招致 殺身之禍。一種新風尚的形成和確立，往往都要付出血的代價。蔡邕 對王粲的賞識，顯示出和傳統(tǒng)腐儒截然不同的價值取向和胸襟 目光， 他所贈給王粲的圖書，成為沾溉魏晉玄學重要人物王弼的精神營養(yǎng)。 作為一名文人，他對前代文人的作品、著述懷著濃厚的興趣閱讀，他對 東漢中后期文壇的作家、作品有面識，也有神交。蔡邕對東漢中期文 人王延壽、王充、趙曄的作品和著作非常欣賞，持認同態(tài)度，他們反映 的是尚奇求異的文學思潮，體現(xiàn)出文學變革的特征，是魏晉文學的先 聲。蔡邕對同時代文人具有獨特性的作品予以充分肯定，他的評價往8 蔡邕評傳 往帶有一言九鼎的性質，為確立某些作品在文壇的地位起到了積極的 作用。蔡邕對同時代文人高彪的箴體作品大加贊揚，其原因在于這篇 作品不是隨聲附和，而是具有獨立的品格，是作者個性的投射。蔡邕 既推舉文學奇才，又欣賞奇文異書，這兩者是一致的，因為奇文異書的 作者往往本身就是文學奇才。從蔡邕對文學新人的舉薦和對新奇之 作的贊揚中，可以窺見蔡邕不是一位死守傳統(tǒng)的腐儒，而是順應時代 風氣、具有個性和血氣的文人，他的一系列舉措，在某種程度上為魏晉 風度的出現(xiàn)作了必要的前期準備，和歷史大潮的涌動趨向是一致的。     第四章把劉劭的《人物志》和蔡邕撰寫的碑文加以比較，指出《人 物志》是人物品鑒的理論總結，而蔡邕撰寫的碑文則是人物品鑒的文 學顯現(xiàn)。碑文至蔡邕而大盛，這與東漢后期品鑒人物的風氣密切相 關，可以說是這種風尚的產物。品鑒人物從東漢后期一直延續(xù)到魏 晉，而在漢魏期間的眾多著述中，和品鑒人物關系最為密切者，一是蔡 邕撰寫的碑文，一是劉劭的《人物志》。蔡邕死于漢末，劉劭去世于正 始年間，兩人相差五十余年。漢魏之際學術風氣的重大變化正發(fā)生在 正始年間。既然如此，研究蔡邕撰寫的碑文和劉劭的《人物志》，就可 以對東漢后期到正始年間的品鑒人物的風氣勾勒出一個大致的輪廓。 蔡邕撰寫的碑文和魏晉時期人物品鑒具有一致的審美取向，二者一脈 相承。劉劭和蔡邕都充分肯定人的美好稟賦和天性，注重的是才性， 這也是魏晉玄學的重要論題。只是在追溯才性的來源時，兩人有同有 異。在涉及到人的才性的表現(xiàn)時，劉劭注重聲調、目光，而蔡邕更注重 骨相。劉劭和蔡邕都推崇人物的聰睿智慧、明達清朗之美，蔡邕對早 熟型神童尤為欣賞。對于聰明和智慧的關系、怎樣才算聰明和智慧， 兩人都給出了答案。他們在提到這個問題時，對于“禮"有親近和疏遠 之別。劉劭是用傳統(tǒng)哲學來解說人的聰明和智慧，蔡邕則是通過具體 的物象來加以顯現(xiàn)。劉劭和蔡邕還對人物的中庸之德予以充分肯定， 但強調其素淡和兼有多種美德。他們都是把素淡的中庸之德與人的 自然天性等同，與先秦儒家學說存在很大差異。劉劭和蔡邕都強調人 的多種美德兼于一身的重要性，雖然在具體表達過程中兩人的觀點似 乎有矛盾，其實是立論的角度不同，沒有根本的分歧。     第五章論述蔡邕兼有作家和琴師的雙重身份及其相關的文學活 動。琴和中國古代文人的緣分最深，是文人最喜愛的樂器之一。琴的 這種重要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它 自身的屬性決定的。應劭在《風俗 通》中對于琴的論述，說出了琴深得文人喜愛的原因：一是它輕便，易導  言 9 于攜帶；二是琴聲大小適中，適合人的聽覺的接受能力。應劭和蔡邕 基本是同一時代人，蔡邕和琴的緣分很深，他本人擅長彈琴，并且還作 《琴賦》，整理《琴操》。這種樂器既給蔡邕帶來榮譽，同時也造成他的 人生不幸和污點。蔡邕一方面把琴和現(xiàn)實政治相聯(lián)系，同時又把它視 為遣情娛興的工具。蔡邕的琴藝傳給阮踽，又由阮踽傳給阮籍，彈琴 成為魏晉風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蔡邕的琴藝顯示的是作家藝術才能 的多樣化，人的豐富性的展開。蔡邕的《彈琴賦》是以琴師的目光觀照 這種表演，不再采用前代同類作品的固定模式，運用的是寫實筆法、專 門的音樂術語，對琴師動作的描寫也很內行。他的這篇作品對魏晉文 人有啟示作用，開一代新風。蔡邕所整理的《琴操》在很大程度上是為 琴曲定性，界定它的審美特征。琴曲歌詞主要是四言和騷體，采用的 是古老的詩歌形式。因此，對樂府詩與詩體演變的關系必須全面審 視，不能片面強調它對五言詩生成的推動作用。琴曲歌詞重在抒情， 篇幅短小，這也是它和其他樂府詩的重要區(qū)別。蔡邕是按照自己的審 美理想整理琴曲歌詞，流露出對舊詩體的依戀。     第六章論述蔡邕扮演學者和才子雙重角色而從事的文學實踐。 對于作家的分類有許多方法可以運用。按其創(chuàng)作風格劃分，有現(xiàn)實型 和浪漫型；按其情感基調劃分，有樂觀型和抑郁型；按其和社會發(fā)展的 關系劃分，有超前型和滯后型。這種劃分還可以調換視角，不斷地進 行下去。至于對于蔡邕這位作家，應該從才和學兩個方面加以審視， 即才子型文人和學者型文人的類別。由于蔡邕的這種雙重角色，使得 他在題材和文體上定向選擇，作品的表現(xiàn)對象有 自然存在物，也有精 神文化產品。他所選擇的文體有辭賦，也有碑文、頌、贊等，必須兼有 學者氣和才子氣才能勝任。他的作品穿行于才子風情和歷史故實中 間，有水乳交融型，有前后相承型。他的作品還徘徊在文化的中心和 邊緣之際，對傳統(tǒng)思想和主流話語既趨近又疏遠，各類作品呈現(xiàn)出不 同的走勢。這里涉及到他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看法，有時注重現(xiàn)實功利 目 的，有時又有純粹的審美觀照。他的作品還兼有雅俗兩種風格，亦莊 亦諧 ，由此構成了他文學創(chuàng)作傾向的復雜性。     第七章論述蔡邕書法理論的開創(chuàng)之功，以及他在書法實踐上的成 就。蔡邕也是東漢末年卓有成就的書法家和書法理論家，他在書法方 面的成就，一是擅長篆、隸、八分，二是創(chuàng)造了飛白書體。蔡邕的書法 墨跡我們今天不得而見了，但從唐宋以來人們對他的殘存碑錄的交口 稱贊中，可以想見他的書法藝術成就。蔡邕還給后人留下三篇珍貴的1 0 蔡邕評傳 書法論文《：篆勢》《、筆論》和《九勢》。這三篇論文篇幅都不長，但言 簡意賅，形象生動，其中融注了作者實踐經(jīng)驗的深刻體會和對書法藝 術的美學觀照，頗有精辟獨到之見，被歷代書家奉為經(jīng)典。蔡邕對書 法藝術的本質認識包括三個層面，即“神"“、勢"“、形"“，神"中包含著 “情"“、性"“、意"。這三者通過創(chuàng)作主體的努力，是能夠協(xié)調起來，在 書法作品中得到充分表現(xiàn)的。蔡邕認為“，神"在書法創(chuàng)作中是起主導 作用的，要使創(chuàng)作主體之“神”人書，就得首先調解好“神"，因而就“欲 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后書之”?！皶呱⒁?quot;的含義是說書法創(chuàng) 作是無拘無束的。只有“神"達到高度自我的時候，才能“任情恣性” “隨意所適”，即“懷抱”的“散”。這種美學思想體現(xiàn)了人的覺醒和個 性的張揚，體現(xiàn)了蔡邕時代士人獨立人格在藝術創(chuàng)作上的表現(xiàn)，與“士 可殺而不可辱”的士人人格精神是一致的。以蔡邕為杰出代表所開創(chuàng) 的書法理論，直接啟迪和影響了其以后魏晉南北朝的書法理論和實 踐，并和同時代的其他藝術理論一起，為后代藝術與人的關系討論的 大發(fā)展開了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