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的胡適對毛澤東的支持是無私和一貫的。1919年7月14日，毛澤東在長沙創(chuàng)辦《湘江評論》并發(fā)表《民眾大聯(lián)合》。胡適閱后，立即轉載在8月24日的《每周評論》第三十六號上。并在《新書》評價一欄中，親自撰文，熱情洋溢地肯定了《湘江評論》與《民眾大聯(lián)合》，胡適寫道：

現(xiàn)在我們特別介紹我們新添的兩個小兄弟，一個是長沙的《湘江評論》，一個是成都的《星期日》……《湘江評論》的長處是在議論的一方面。《湘江評論》第二、三、四期的《民眾大聯(lián)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xiàn)今的重要文字。還有“湘江大事述評”一欄，記載湖南的新運動，使我們發(fā)生無限樂觀。武人統(tǒng)治之下能產(chǎn)出我們這樣的一個好兄弟，真是我們意外的歡喜。

有了胡適的熱情支持，毛澤東早期的革命活動才開展得有聲有色。

1920年4月，毛澤東領導的“驅張”（驅逐湖南督軍張敬堯）運動，最終取得勝利。毛澤東立即將這一消息告訴胡適，信中寫道：

適之先生：

在滬上一信，達到了嗎？我前天返湘。湘自張去，氣象一新，教育界頗有蓬勃之象，將來湖南有多點須借重先生，俟時機到，當詳細奉商。暫不多贅。

信中用“借重先生”四字，足見年輕的毛澤東是把胡適視為他開展革命活動所倚重和尊重的重要人物來對待的。直到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時還對斯諾說：“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jīng)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

但是，十八年后的1954年10月16日，因毛澤東發(fā)表他那封著名的《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毛澤東與胡適昔日師生和睦的關系，徹底改變了。信中說：“看樣子，這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適派資產(chǎn)階級唯心論的斗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p>

12月1日，毛澤東命周揚搞一個批判胡適的計劃；2日，周揚奉命將計劃呈毛澤東；3日毛澤東批示：照此辦理。于是全黨、整個文化界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波瀾壯闊的批胡適資產(chǎn)階級唯心論的政治斗爭。郭沫若、茅盾、陳垣等聞風而動，批判文章鋪天蓋地。但茅盾和陳垣等人的批判文章，只有批判、沒有研究的批判，并無新意，也毫無戰(zhàn)斗力。從中，不僅可以看到為了自保而違心地批判胡適的言不由衷，又可看到全國知識分子經(jīng)歷了一場怎樣深刻的心理革命。那是一個文人需出賣靈魂方能自保的特殊年代。

正當毛澤東親自指揮，批判“資產(chǎn)階級唯心論”總代表、蔣介石的御用文人及走狗胡適的時候，在臺灣的蔣介石，也把胡適作為公敵來攻擊，他在日記中說：“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適等，無道義，無人格，只賣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達其私欲，對國家前途與實施概置不顧，令人悲嘆。”

海峽兩岸，兩種對立的社會制度，敵對的意識形態(tài)，冤家對頭的毛澤東和蔣介石，對一個不識相且不為時所用的文化人胡適，卻同仇敵愾，相互策應，大動干戈，實為歷史所罕見，不僅充滿悖論，又意味深長，或正因如此，方顯承受誤會和扭曲的胡適的思想、文化價值。

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但作為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上巨擘的胡適，將是歷史永恒的話題。

到了1957年3月1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做了關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后，毛澤東有三件驚人之舉：贊成出版蔣介石全集，內部發(fā)行；有人提出全面評價胡適，毛澤東說，二十年后再考慮（《文壇風云錄》）；出版《金瓶梅》，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內部發(f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