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一首歌》。有一首什么樣的歌？席慕容說，她當初（推算起來，大約是民國三十五年）在南京初入小學，“我什么都不會，什么都不懂，卻學會了一首老師教的歌?！边@首歌的歌詞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的朋友在哪里？

在上海，在南京，

我的朋友在這里。

后來（大約距今未久），在新竹，她的女兒讀幼稚園了。有一天，這個三歲多的小天使從幼稚園里帶回來一支新歌要唱給母親聽。這可愛的女孩用那稚嫩的童音唱出來的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的朋友在哪里？

在臺北，在新竹，

我的朋友在這里。

席慕容寫道：“剎那之間，幾十年來家國的憂患，所有的流浪，所有的辛酸都從我心中翻騰而起，我?guī)缀跻曮@呼了。”以致在含糊地應付了女兒的詢問之后“一個人站在屋子的中間，發(fā)現(xiàn)熱淚已流得滿臉?！?/p>

所謂“作家寫出來的，只是冰山的尖頂”，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表面上看，不過是一首兒歌罷了，老師用四句簡單的歌詞教小朋友溫習數字，這首歌由上世紀四十年代傳到七十年代，由南京傳到臺北，因地制宜而改了幾個字。那說不清楚的四十年來家國，說不完的十萬里地山河，卻在這一改之間洶涌而出，產生了極大的沖擊力。為什么我的朋友在上海、在南京改成了我的朋友在臺北、新竹？昔日住在上海南京的朋友有幾人來到臺北新竹？那仍留在上海南京的，是否還是我的朋友？而我來到臺北新竹之后究竟又交上了多少朋友？老朋友是否有一天能夠失而復得？新朋友是否會得而復失？這千種百樣，都隨著作者的筆勢，化成了我們心頭的翻騰。

這一場小小的戲劇，是頗知憂患的母親和三歲的稚女之間的對話。這位母親原和我們讀者一樣，對于馬上就要承受的撞擊是毫無準備的。她聽到了新歌，“幾乎是失聲驚呼了，轉身站起來面對著幼小的女兒”，而那不解人事的小女孩卻一味追問“寶貝唱得好不好聽？”媽媽失色的表情，小女孩是看不出來的，媽媽回答“寶貝唱得好聽”時聲音里的嗚咽，是小女孩聽不出來的。而媽媽獨自站在屋子中間“發(fā)現(xiàn)”自己流淚，更是一邊唱著一邊跳到屋外去的小女孩所不能想象、不能了解的。作者十分平易同時也十分生動地寫出了經驗的傳遞、情感的共鳴雖是人生迫切的要求，但有時卻只能極為苦澀地獨自吞咽下去，甚至連吞咽的聲音也發(fā)不出來。

我想，凡是由“我的朋友在上海南京”過渡到“我的朋友在臺北新竹”的人，總會有幾件和“有一首歌”同類近似的見聞吧。許多年前，我在電視臺打工，當時也常常聽到“有一首歌”，歌詞好像是這樣的：

我要騎著那小木馬，

騎著小木馬走天涯，

早晨出三峽，

中午經長沙，

到了晚上宿金華。

這也是一首兒歌，作詞者是為了滿足兒童的幻想而構思的?？墒窃铰犜讲粚?，在臺灣生長的小孩子，怎知道長沙和三峽隔多遠呢？怎知道金華在哪里呢？而且兩岸其時尚未通郵，旅行懸為厲禁，他不能、也不該去到那些地方漫游的啊。于是，這首歌的歌詞得改。

大約是，執(zhí)筆修改的人認為臺灣島太小，難以發(fā)生浪跡天涯的快感，所以修改后的歌詞乃是：

我要騎著那小木馬，

騎著小木馬走天涯，

早上出海牙，

中午經羅馬，

到了晚上住華沙。

我當時也幾乎為之潸然淚下，“男兒志在四方”，這四方竟只能是異國外洋！修改歌詞的人無意而忠實地作了社會心理的一面鏡子。多年來，這個材料在我心中釀酒，現(xiàn)在我想可以放棄了，因為席慕容把她的《有一首歌》處理得如此之好，同一種題材引起的同一種感受，只要有人先一步成功地表現(xiàn)出來，后一步的人就擱筆了吧。讀者的記性有限，文評家的精力有限，夸張一點說，文學史的篇幅也有限，他們只能抓住一個最好的做代表。中國人一向說“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可是我也相信巴爾扎克傳下來的一句話：“在文學的國度里是沒有中產階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