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那段寫詩的日子，我慶幸自己始終未忘記對父母親朋的責任心，未被種種野蠻的悲傷所摧毀。人生如此艱辛，很多時候我們能逢兇化吉，多半是因為對他人肩負著某種責任。正是責任的纜繩把我們從絕望的深海里拖回岸上。責任心真是個好東西，我們的人生尚有些希望，多是拜其所賜。因為有了對他人的責任心，我們的人生也因此多了一種自救的維度。

事實上，從很早開始，我就已經意識到我的家人是我生命中的弱者，我必須盡心照顧他們，必須盡力好好活著。而這一切，與我寫不寫詩都沒有關系。所以有時候我不得不承認，命運就是你的周遭。而你的人生，就是你所擔負的一切，并為這一切所塑造。我在中學畢業(yè)時因家庭的變故放下鋤頭告別了農村，又在大學畢業(yè)時放下詩歌告別了八十年代，多半是為了擔起他人的責任。至于我將來會不會寫詩，能否擔起自己理想中的人生責任，只能留到將來去想。

現在一切都明朗了。我是八十年代的幸存者，我知道讀詩和寫詩乃生命之本能。二十年前，我扔下了鋤頭和詩歌進城，一去不返。我慶幸自己先找回了詩歌，我還要找回我的鋤頭。我希望能夠通過我的文字找到我的未來，也通過我的文字找到我的過去。我是即將來到的日子，也是已然沉睡的過往。

詩與罪行

年輕的時候，沒有留下一篇自己滿意的作品，我只是一腳跨在詩歌的門檻上，轉身便走了。直到有一天，我猛然發(fā)現自己的書架上沒有新添一部詩集，我開始驚訝于自己生活的粗糙。我是怎樣忍受了生活中沒有詩歌的十幾年？我究竟過著一種怎樣糟糕的生活？事實上，尤其是進入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不只是我漸漸遠離了詩歌，此時的詩歌也已是四面楚歌。曾經活躍的詩人，有的去了海外，有的進了監(jiān)獄，有的改弦更張，有的走向滅亡。種種不祥的征兆像是電影《死亡詩社》的結局。在詩歌沒落之前，最轟動一時的是兩位極具才華的詩人相繼死去。一九八九年海子在北京自殺，四年后，顧城在新西蘭的激流島殺妻之后自殺。

海子與顧城的死，為九十年代詩歌之死寫下了陰郁、沉重的注腳。再后來的情形，年輕讀者亦不陌生。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國，功利主義和消費主義盛行，人們遠離了心靈生活。八十年代的海子曾經在《遙遠的路程》中眺望遠方——“我的燈和酒壇上落滿灰塵，而遙遠的路程上卻干干凈凈?！笔畮啄旰?，北島卻在《波蘭來客》中傷感地懷念起九十年代以前的生活——

那時我們有夢，關于文學，關于愛情，關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們深夜飲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夢破碎的聲音。

伴隨著網絡文本的興起，與詩歌一起被送上手術臺和被告席的還有廣義的文學。昔日的詩人甚至開始宣告詩歌已死或文學已死。大眾文化里，“文學青年”這個曾經讓少男少女眼前一亮的詞匯，漸漸被縮略為“文青”，淪為貶義——如今誰還會像八十年代一樣在征婚啟事上標明“熱愛文學”呢？與此同時，一些研究政治思想史的學者、知識分子不約而同地將二十世紀這場失意的革命的源頭指向文學。他們認為五四以來中國思想界染上了“文學病”——幾乎所有的思想家不是文學家本身，就是文學家出身，而這百年病癥需要新興的社會科學家群體方可醫(yī)治。

我承認，最初讀到類似觀點時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但也很快起了疑心。如果說“文學病”的癥狀是感性壓倒了理性，又怎么解釋喬治·奧威爾的文學作品《一九八四》、《動物莊園》所具有的歷史洞見？同樣是詩人出身的彌爾頓又怎么能寫出石破天驚的《論出版自由》？而大律師羅伯斯庇爾又為何沒能帶領好法國人，讓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兒女？如果文學必須為一代人的愚蠢擔責，文學豈不成了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