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這是一個信息泛濫的世界，我們每天透過網(wǎng)絡(luò)、電郵、手機短信、集體運輸車廂和鬧市的電子看板……接收了多少有用或無用的信息？這些信息里面又混含了多少流言、謊言或謠言？東亞銀行擠提事件在本質(zhì)上跟超市搶米、股市或賽馬的小道消息、藝人名人的丑聞緋聞、手機致癌、恐怖襲擊情報、大停電引發(fā)政變、醫(yī)院或?qū)W校鬧鬼、拐帶人口做橋躉、鬧市亂扎艾滋針……究竟有多大分別？困惑是有過的，其實想深一層也沒什么吧，“城市謠言”（urban rumor）不是早已成為我們?nèi)粘Ｉ畈豢煞指畹囊徊糠謫幔?/p>

謠言散播的市場策略

“城市謠言”導(dǎo)致銀行擠提、超市搶米或股市波動這等社會事件，早已屢見不鮮。記憶所及，幾年前美國曾爆出光纖生產(chǎn)商Emulex的行政總裁辭職，業(yè)績亦修正為虧損的網(wǎng)上傳聞，一些著名財經(jīng)網(wǎng)站都轉(zhuǎn)載了，引致Emulex被洗倉，市值迅速蒸發(fā)了25億美元，最后才查出那是一名23歲學(xué)生的杰作。東亞銀行的小規(guī)模擠提，說來是“小兒科”了。

我們其實一直活在充斥著謠言的時代。奧爾波特（G. W. Allport）與普斯曼（L. Postman）合著的《謠言分析》（An Analysis of Rumor）為謠言傳播列出一條公式：謠言流傳量＝問題的重要性×證據(jù)的曖昧性。他們研究的是1942年“珍珠港事件”的謠言，指出那是由于美國人不信任官方的“戰(zhàn)時損失報告”，并且從中發(fā)現(xiàn)，謠言散播過程有三種基本機制：其一是削平（leveling），其二是磨尖（sharpening），其三是同化（assimilation）。如此說來，謠言散播其實也有一套市場策略。

奧爾波特認為社會動蕩往往是謠言的溫床，謠言總是在有相類想法（或共同恐懼）的人群之間傳播，此一人群構(gòu)成了特定時空情境下的“利益共同體”，所涉議題的社會、經(jīng)濟或政治的意義和利益愈大，影響力的公約數(shù)便愈大，相關(guān)利益群體“利益共同體”的規(guī)模也愈大。換句話說，謠言在戰(zhàn)時狀態(tài)，往往是陰謀論最具殺傷力的武器——這一點，當然也可以證諸現(xiàn)代政客的互相攻訐，更可以證諸選舉期間不斷涌現(xiàn)的“告急牌”。

新聞與謠言的“三段論”

法國有一位“謠言分析家”，名叫卡普費雷（Jean-Noel Kapferer），他在《謠言：利用、詮釋及影像》（Rumors：Uses，Interpretations，and Images）一書指出，謠言與信息的分別僅僅在于主觀的相信程度，你相信一位朋友，便很容易相信他傳播的消息，參與散播的可信的朋友愈多，謠言的流傳面便愈廣，流傳的時間便愈長；與此同時，謠言往往很“短命”，當民眾普遍認為那是謠言，就是謠言死亡的時候了。

據(jù)卡普費雷分析，所謂“真實”，乃源于社會大多數(shù)的一致同意，故此，群體認為是真的，那就是真的，從而列出一條這樣的等式：新聞=謠言=信息。那是說，三者往往渾不可分，唯一的判斷標準就是可信程度。他更提出新聞與謠言的“三段論”：

其一，謠言是新聞。謠言傳播迅速的根源在于其新聞性質(zhì)——首先，它是新聞，涉及群體；其次，這新聞具有時間性，過了有效期便徹底失效。

其二，謠言不是新聞。社會謠言既無官方消息來源，亦非大眾傳播，只是在地下流傳，因此限定了活動范圍，只是特定人群的私下行為。

其三，謠言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新聞，此一界定說明了謠言與新聞有某程度的共通性，同時又有某程度的差異性。

卡普費雷這樣說，是由于大眾傳媒往往介入并擴大了謠言，變相為謠言背書出生證明書——那是說，媒體以正正反反的報道使謠言合理化和權(quán)威化，強化了謠言的可信程度。更主要的，是大眾媒體既報道事實和真相，也將牽涉范圍較大的謠言當作新聞來報道，還附加了“虛驚”、“驚魂”、“恐慌”之類的大字標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