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感到很難再留在《大公報》。董千里與他相識、相交多年，對他十分了解，在董眼中，“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自由主義者，是可以和而不同的謙謙君子”。他多次自稱個人主義者：“所謂個人主義，是相對于集權(quán)主義或國家主義而言。在某些政治制度中，當權(quán)者假借國家的名義，宣稱為了國家或公眾的利益，肆行侵犯人民的權(quán)利和自由，他們認為國家高于一切，個人必須為國家而犧牲。所謂國家高于一切，就是政府高于一切，也就是掌握政權(quán)之人高于一切，生殺予奪，為所欲為。個人主義者某種意義上，其實便等于是人權(quán)主義，也就是民權(quán)主義?！边@是他對“個人主義”的理解。

1957 年冬天，他辭職離開《大公報》，他記得離職前支的是“四等十三級（或四等十四級）”的薪水，并不是高級職員。

在金庸決定離開之前，在迷惑與苦悶中，同事周榆瑞對他也不無影響。周榆瑞畢業(yè)于北平師范大學，在西南聯(lián)大做過英文老師，在英國、美國駐華情報機構(gòu)做過翻譯，1946 年進入上海《大公報》，采寫過國共和談、馬歇爾七上廬山、胡宗南攻占延安等重要新聞，受到周恩來賞識。1949 年他南下香港，繼續(xù)在《大公報》做記者，并以“宋喬”的筆名在《新晚報》連載《侍衛(wèi)官雜記》，因揭露蔣介石而受到讀者關(guān)注。在左派眼中，周卻是“外紅里白的紅蘿卜”。1952 年1 月10 日，港英當局將司馬文森、馬國亮等八人押解出境，這八人都是中共香港地下黨的骨干，他們的政治身份在內(nèi)地也是不公開的，連同事都不了解。上海、廣東公安部門偵查認定是周提供的情報線索，報經(jīng)公安部決定清除隱患，由上海大公報社發(fā)出通知：“本社在港人員輪流回上海學習。”周榆瑞一回到上海即被收審，以“英國間諜”罪名兩度關(guān)押，出獄后任北京外語學院教授，仍受公安部門監(jiān)管，到1957 年才獲準回到香港《大公報》。

他倆過去就相處得很好，這次周榆瑞回來，兩人幾乎無話不談。周的遭遇對金庸選擇離開不無影響。他提出辭職后，《大公報》負責人數(shù)次挽留，但他去意已決。

當時，繼《碧血劍》之后，金庸的《射雕英雄傳》正在《香港商報》連載。武俠小說雖然給他帶來了一定的名聲和收入，但他從未想過要做一個職業(yè)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