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說到的三位，都是我的前輩；接下去要從同輩中挑幾位講講了。按順序第四位是王亞非。在我的文章里，大概要數“亞非兄”這個名字出現的頻率最多。我也打算寫一篇《與亞非兄一夕談》，但是一直沒有寫成，或許因為這“一夕”真夠長的，足足有二十多年呢。而我們之間一向談論的，都是極其嚴肅的話題，旁人聽來沒準兒就要頭疼。王亞非別有事業(yè)，就與我的關系而言，他應該算是我長年來的一個傾聽者和確認者。我寫了東西，尤其是自己覺得有點意思的，如果不拿給他看一遍，總歸不大放心；而他所提出的意見又往往最為中肯。寫完《如逝如歌》，我有機會去武漢出差，當時他正患闌尾炎住院，我把詩稿帶到病房去，他看過之后我才覺得是完成了一件事。以后我寫文章，經常在長途電話里讀給他聽，甚至包括《樗下讀莊》的若干片斷。王亞非不弄文學已經很久，基本上成了純粹的讀者；但是在他所關注所思考的領域，始終保留著一個頻道與我交談，而交談的內容卻幾乎都是由我來決定的，或者干脆說就是討論我自己的寫作問題。他這個人最嚴肅不過，有點兒不茍言笑，同時又特別隨和，記憶里從來沒見他生過氣。說來我們的思想，無論人生觀還是文學觀，都不盡相同，但是他在上述交談中，并不以他自己的標準來衡量我，而總是從我的出發(fā)點出發(fā)，看看我的設想究竟實現了多少，還有什么不足之處。他由此而提出不少具體的補充意見，我差不多都吸收在文章里了，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將其視為我們的共同創(chuàng)作。

父親去世前，特別想和自己的這個侄子見一面，一再問我他還沒有來么，我覺得父親是依靠這種期待多捱了幾天；王亞非性格上有個特點，用他一句口頭禪來形容就是“莫慌”，結果來晚了。倒是陪了我一段時間。我當時悲痛至極，他建議一起把父親的詩選和論文選擬個綱目，也算是轉移一下注意力罷。弄詩選時，我提出有一首寫給我的《保定蓮池》，父親生前也喜歡，是否可以編入；他說這首詩藝術上稍弱，以不入選為宜。我找出各種理由，他很嚴正地說，不敢茍同。到現在我還記得他那個不容商量的神情。這些年里我們談論文學問題，多有我喜歡而他不喜歡的東西，說來說去，總都歸結為這四個字上。所以他一面是寬容，另一面就是不茍且。但也不是說他固執(zhí)。他的看法也有不少改變，但一定要自己想通了才行，別人不能強加意見給他。記得將近二十年前，楊絳的《干校六記》剛剛發(fā)表，我推薦給他，他那時還喜歡楊朔，我們站在王府井書店門口，爭了半天到底誰好，這問題現在想來簡直可笑，當下好像誰也沒有說服誰?？墒呛髞硭憛挆钏分?，只怕不在我之下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