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說，有位十分活躍的華裔“國際學者”，不久前在一個高規(guī)格的中外學術論壇上發(fā)出雷人之語：“擺脫西方，海闊天空！”頓時引得四座皆驚。這種豪言壯語近來時有所聞，聽上去相當鼓舞人心。但真要是擺脫了西方，這類國際學者大概就會失去在中西之間頻繁穿梭、游刃有余的活躍空間，更談不上什么海闊天空了。至少五百年來，中國與西方的關系錯綜復雜——有交往與試探，有殖民與反抗，有辯論與對話，有競爭與依存，一直糾纏不休，最終變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我們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基礎都來自一位德國思想家的理論創(chuàng)造，我們何以擺脫已經(jīng)內(nèi)在于我們自身的東西？

所以，這類驚人之語表達的未必是其字面的意思，更可能是一種呼吁，要告誡國人努力擺脫西方的偏見，特別是對于中國的偏見。因為受到這種偏見的制約，會加深我們的自卑感，妨礙我們打開思想創(chuàng)新的天地。倘若如此，這種見解對于抵御“崇洋媚外”的心理或許特有功效，在原則上也正確得無可挑剔。

但一個重要的問題在于，判別偏見的標準是什么？在“抵抗西方”的流行話語中，我們鮮見對這種標準的嚴肅討論。而日漸走強的一個趨勢是，那些盛贊中國奇跡的論述，比如馬丁·雅克的《當中國統(tǒng)治世界》或者約翰·奈斯比特的《中國大趨勢》，基本上都不會被國人視為偏見。相反，那些對我們有尖銳批評或頗有微詞的觀點，常常被主流輿論指責為“西方的偏見”。于是，我們似乎默認了這樣一種潛在的標準：偏見與否與我們的“舒適感”密切相關，那些越是讓我們聽得舒服的說法就越是正確，而越是讓“中國不高興”的觀點就越可能是偏見。我不知道這種關聯(lián)有沒有因果邏輯，但許多心理學家會將此看作是一種“認知的未成年狀態(tài)”。

喜歡贊美、厭惡批評，這大概是人的自然情感傾向。但成熟的心智不會將好惡感等同于正確性。一種看法是不是偏見，只能基于其證據(jù)和理由來辨別。贊美中國的經(jīng)濟奇跡當然有理（GDP已經(jīng)位居世界第二），但批評我們發(fā)展的不平衡也言之有據(jù)（基尼系數(shù)早已超過了警戒線，位于世界前十位）；對中國社會保持穩(wěn)定的評價固然不錯（巨大的社會動蕩畢竟沒有出現(xiàn)）；但指出這種穩(wěn)定存在著隱患也不無道理（剛性維穩(wěn)代價過高，國內(nèi)安全的開支已經(jīng)直逼國防預算）；說中國是體育大國可能正確（若以奧運會金牌總數(shù)為標準），但說我們還是體育弱國也不一定錯（若以全民運動水平而論）；有人在上海世博會中看到了卓越的城市治理水平，也有人在最近的火災中看到了城市安全的機制尚不健全……凡此種種意見，都有其特定的、局部的依據(jù)，但以總體的正確來要求，都可以說是某種“偏見”。有什么理由說，讓人舒服的正面意見偏見更少，而讓人感覺不爽的負面意見則偏見更大？倘若要尋求無偏見的正確意見，更有前景的方式并不是放任自身的好惡感去杜絕“偏見”，而是在各種局部意見之間展開自由的對話與交鋒，在尋求綜合的努力中接近真相或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