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來的事情越來越令人明白，當年這些文章之所以受到稱贊，不管作者是有意迎合還是偶合上心，但同正在醞釀中的“文革”都大有關(guān)聯(lián)。批判資產(chǎn)階級法權(quán)，是“文革”的理論基礎(chǔ)，這在大人物最后的系列指示中表述得十分明白；批判讓步政策，已為后來批判清官海瑞張本；批判形象思維則為批判所謂文藝黑線準備了條件。章先生論清末譴責小說的文章，則立論為革命思想勃興之后，仍寄望改良的譴責小說已不再代表進步思潮，這大約在某一側(cè)面暗合于大人物不斷革命的思想吧。在那個時代氛圍下，一個學者，尤其是曾受眷顧的學者，要完全不沾政治的旋渦恐怕很難生存，能夠不“干進而務入”，已是難能可貴了。

大約在1965年下半年，文藝界、理論界批判接連不斷，批蘇聯(lián)的“修正主義”文藝，如《第四十一》、《士兵的頌歌》、《雁南飛》等；批國內(nèi)的一批影片，如《早春二月》、《北國江南》；批“合二而一”，批“時代精神會合論”，批“讓步政策”，一時山雨欲來。所以，仿效上海市的寫作組，高等院校也是“寫作組”成風。時任復旦大學黨委宣傳部長的徐震，原是中文系總支書記，便在中文系找了幾位教師，搭了一個班子，要寫大批判文章，叫作“投入戰(zhàn)斗”。章培恒先生和我都在其中。那時我便發(fā)現(xiàn)，他對此事并不熱心，偶爾分配一個題目，寫成發(fā)表，就用稿費買些他以為有價值的書送給大家。我手頭至今保存的一部《中國歷代哲學文選》便是那時承他所贈。這個寫作組為時甚短，“文革”風起，徐震便被校黨委拋出，成了“牛鬼蛇神”，寫作組自然也就星散了。

“文革”中，上海市寫作組及其外圍寫作班子網(wǎng)羅各高校教師甚多。鮑正鵠先生在世時曾問我，如果我當時還在上海，會不會也卷到“石一歌”之類的寫作組里去？那時正好一位名人矢口否認他曾是上海市寫作組成員，鬧得沸沸揚揚。我說，除非他們不找我，若要找，以當時的認知，恐怕難以拒絕。我只是因為離開了上海，脫離了那個一統(tǒng)的議論環(huán)境，才能聽到對上海幫的種種指責與對“文革”的各種不同輿論。有了比較，才有新的思考。鮑先生認為我說的是實話。而章先生當時身在上海，好像也沒有聽說他曾參加到哪個寫作組去，同是受過大人物稱贊的胡錫濤君，就由上海寫作組到《紅旗》雜志，一路升遷去了。

章先生最愉快的時期，應當是在“文革”之后，雖然仍有許多情感的煎熬，但相對寬松的學術(shù)環(huán)境，使他能夠較為自由完整地表達自己在古典文學領(lǐng)域的學術(shù)觀點。這時的他，有一種“汩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的緊迫感，總覺得要做的事情很多，而做事的時間甚少。他塵封了20來年的《洪昇年譜》終于出版了，得到了很高的評價，而大家還在討論要“重寫文學史”的時候，由他和駱玉明教授主編的復旦版《中國文學史》已經(jīng)出版。這部文學史也得到了學界的普遍好評。他曾問及我的看法，我不曾隱諱，說我覺得導論部分提出的看法極有價值，但全書未能一以貫之，而且這種“大兵團”修史的辦法并非上策，因為作者既夥，難免參差，還是為獨斷之學、成一家之言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