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此行對我個人的影響，國民黨“代表團團長”謝保樵，一個專挑毛病的人，怒氣沖沖但卻真實地匯報說：“艾培（愛潑斯坦的簡稱和愛稱）一到延安，簡直就像回到家里一樣！”（這一“指責”在國民黨高級官員董顯光所寫的書《中國和世界新聞界》里不知重復過多少次。從整體上看，這種“指責”也是一個無可奈何的承認，即他的政府在宣傳陣地上已經徹底敗給了共產黨）而通過此行使我確信無疑的是，正如我在給妻子的信中所寫：“這個邊區(qū)遭到包圍封鎖，但并不是一個可憐的地區(qū)，而是一個小型的國家，是許多地區(qū)的后方，把這些地區(qū)都加在一起，那就大了許多倍，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這里的人民充分相信，他們就是中國，他們就是中國的未來。”其他的來訪者也持有相同的結論，盡管他們的觀點各不相同。

收在這本書里的通訊，在用語和日期上一如我當年發(fā)稿時一樣。因為身在中國，我沒法從報刊上看到這些通訊是如何發(fā)表的。標題卻不同于報刊上刊用的，當這些通訊在印度被編輯出版為小集子時，我根據(jù)底稿重新寫了標題。

在這本通訊集中還增加了我為其他報刊寫的文章，也是以當年發(fā)表時的原貌出現(xiàn)。

最后，從給我當年蟄居重慶的愛妻愛爾茜·邱茉莉的信件中，我引用了不少材料，我相信這些信件可以補充和間接說明通訊中的一些情節(jié)。因通訊要經過新聞檢查，為避免出麻煩，在用語方面有時比較迂回。信件則更自然一些，其用語也未變動，除去有些純私人交談和無關的話語略有刪節(jié)外，為了語句的銜接，在措辭上略有改動。

這些書信也是我們記者工作的一部分，讓我簡短介紹一下當時的背景吧。雖然愛爾茜·邱茉莉曾由幾家報紙聘任與我們同行，而她卻被重慶當局突然取消了資格。因此，在我們的通信中，我盡量把我對延安和八路軍戰(zhàn)場的印象以最直截了當?shù)姆绞絺鬟f給她，告知她我們團里的情況，保持她的情緒，以幫助鼓勵她盡量多地從國民黨設置的各種障礙下得到我的通訊——那是她全心全意進行得很成功的一場戰(zhàn)斗。雖然這些信件放在本書的偏后部分，讀者如能按其日期或臨近的日期把正文和通信對照著看，也許會發(fā)現(xiàn)有些用處。

令我高興的是，所有這些材料和其他一些有關材料在半個世紀以來的動亂中保存了下來。這些材料同那個時代的環(huán)境、景物、感情很貼近。也可以說，那個時代是艱難的；而從另外的意義上講，對曾在延安工作和生活過來的人來講，延安又使他們充滿了朝氣，充滿了熱情和希望。

希望這本書有助于讀者懂得是什么精神孕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并認識到使這種精神繼續(xù)下去的價值和必要。盡管國家的生活發(fā)生了巨大變化，仍須繼續(xù)保持這種精神，使其具有新的活力，并進而保衛(wèi)它，使其真諦發(fā)揚光大。

〔作者補記〕在讀這些通訊和家書時，讀者應記住的一點是，這些通訊和家書主要傳達了作者當年所察覺到的那種環(huán)境氣氛和思想感情。從這方面看，不管是從個人或職業(yè)角度來講，它們只是一些寶貴的第一手材料。有人講過，新聞是歷史的初稿，但只是一部分，因此還需要各個層面、更大范圍的知識和紀實性文獻來補充。

愛潑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