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被問及打算如何使用獎金時，雅洛說：

我想這個世界上沒有什么東西是我求而未得的……我有婚姻，有兩個優(yōu)秀的孩子，有一個能帶給我快樂的實驗室。我充滿活力，身體健康。只要有任何未完成的事，我從來不覺得累。

當多蘿西·霍奇金[57]被問及女性身份是否阻礙了她的事業(yè)時，她回答說：“事實上，因為我是女人，男人們總是特別熱心，愿意幫助我?！?/p>

[57] 多蘿西·霍奇金（Dorothy Hodgkin）：1963年生理學或醫(yī)學獎得主。

雖然情況可能已經(jīng)有所改善，但要實現(xiàn)真正的平等還有很長的路要走。2002年，在美國的大學中，女教師只占了享有終身教職教師的35%，只有15%的女教師在科學院和工程學院任職。2004年，女教師的數(shù)量仍不敵男性，即使是在更多女性獲得博士學位的學科情況也是如此。2006年，一項由政府和私人開展的研究得出了類似的結(jié)論：

與男性相比，女教師的薪酬較少，晉升較慢，獲得的榮譽較少，領導職位較少。這些差異似乎不是基于生產(chǎn)力、她們工作的重要性或其他任何績效衡量標準。

報告還指出，自2000年以來，科學和工程學科中一半以上的學士學位是由女性獲得的，但在那些擁有科學或工程學博士學位的人中，獲得全職教師職位的男性的數(shù)量是女性的5倍。

如果大學的職位招聘存在問題，性別不平衡不是唯一的問題。人們?nèi)匀黄毡檎J為女孩在數(shù)學上的表現(xiàn)不如男孩，盡管有確切證據(jù)表明事實并非如此，但這樣的觀點的確影響了給予女性指導和建議的人。正是在研究生院和早期的教授生涯中，女性最容易遭受“累積性不利”。一項研究報告表明：

在研究生院，人們的行為被預期是獨立的，戰(zhàn)略性的，沒有人際支持。這些期望與傳統(tǒng)的女性社會化是相對立的……通常人們期待女性去遵循學術成功的“男性模式”，把全部時間投入科學工作以及與同齡人的積極競爭關系。

據(jù)報道女性要么被男教師忽視，要么被給予過度地關注。其中最突出的問題是研究生學生角色和育兒之間的沖突。一位女教師說：

如果一個學生有孩子，我不會招收她。帶孩子的學生無法完成工作。這不是我不優(yōu)先考慮帶孩子的女性，而是這首先是個麻煩的跡象，我會讓她們離開。如果我的學生失敗了，對我來說也不好看。

決定終身教職的那幾年和生育時間相吻合。除非一個女人準備推遲到40歲再生育，否則很難兼顧事業(yè)和孩子。人們期望研究者在凌晨3點和周末都待在實驗室，這與婚后角色和母親角色相矛盾。許多女研究生在懷孕后休假，放棄研究。

女性在研究型大學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她們沒有導師和榜樣。女教師往往太少，在數(shù)量上不足以代表女性學生。許多女博士更喜歡去工廠或者師范學校，在那里更容易兼顧婚姻和孩子，所以這個問題是自我永存的。

“你完全可以做到！”羅莎琳·雅洛說，但她沒有說做到這點很容易。

在過去的20年中，3.5%的科學獎和經(jīng)濟學獎得主是女性。但在同一時期，24%的和平獎和25%的文學獎被女性獲得。和平獎和文學獎得主獨立于科學家所存在的那種正式的、充滿競爭的機構(gòu)。她們的成就是巨大的，而且往往需要犧牲。昂山素季被軟禁在仰光時，多年來無法見到兩個兒子。她說“你必須在生活中做出一些選擇，放棄一些事情。只有不成熟的人才會認為他們可以擁有一切他們想要的生活。”

托妮·莫里森[58]寫道：

[58]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93年文學獎得主。

我哪兒都不去。我沒有任何精致的社交生活。我不會為了尋樂去任何地方，我不去度假，不去滑雪。在生活中很多看似有趣的事情，于我而言卻無興致。寫作是我想要的—那里有假期、有樂趣、有危險、有興奮—所有這一切都在我的作品中。

女性獲獎者的傳記和自傳中用赤裸裸的數(shù)據(jù)表明：女性比男性更難獲得諾貝爾獎，付出的個人代價也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