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世事洶涌如潮，在恣意奔騰時人們往往無暇仔細看清它的形狀；歷史平靜如海，經(jīng)過了世事的反復和積淀之后，人們通常會發(fā)現(xiàn)在喧囂時被忽略了的寶藏。

這是我在對張之洞和他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了解不斷加深后得出的一點感受。

這位生在貴州、長在貴州的晚清重臣，不僅在屬于他自己的時代里留下了變革圖強的身影，也為后世留下了散發(fā)著光芒的思想。

要想讀懂、認清、理解張之洞，還是要回溯到他所屬于的那個時代。

1840年以來，西方的堅船利炮不僅打開了古老中國的大門，也粉碎了數(shù)千年培養(yǎng)起來的中華民族文化的自信與自尊。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難免會有很多人將泱泱大國的頹敝歸因于浸淫已久的傳統(tǒng)文化。

以農(nóng)業(yè)文明為主體的中國傳統(tǒng)社會所形成的文化價值體系與西方工業(yè)文明的文化價值體系確實有著很大的差異，當按照西方文明的指標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進行評判時，很容易得出腐朽落后的結(jié)論，自18世紀中葉開始的工業(yè)革命所造成的中國和西方世界在國力和科學技術領域的巨大差距，更是這一論斷最為有力的支撐論據(jù)。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中國在踏上近代化道路時的敗績，讓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不分良莠地一起變成了罪人。

令人欣慰的是，從一開始，就不乏努力調(diào)和不同文明之間的優(yōu)劣、借以實現(xiàn)自強的探索者，張之洞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張之洞于1837年出生在貴州省貴筑縣（今貴陽市），因為當時張家住在六洞橋附近，所以給他取名張之洞。

幼年時期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張之洞很早就展現(xiàn)出了不一般的才華，他9歲開始賦詩作文，11歲時就已文名遠揚，成為貴州大名鼎鼎的“神童”。

1849年，張之洞啟程回原籍直隸南皮（今河北省南皮縣）參加童生考試；

1852年，他在順天府鄉(xiāng)試中一舉奪魁高中解元。

1854年春，張之洞回到了興義，當年年末，他和都勻知府石煦的女兒舉行了婚禮。

婚后不到一年，張之洞再次離開貴州，正式踏上了人生的奮斗之路。然而直到1863年他才中了一甲第三名進士，從此開始步入仕途。

張之洞早年以言論見長，是清流黨的領袖人物。自1881年補授山西巡撫實際接觸地方軍政要務開始，他逐漸轉(zhuǎn)化成為洋務派。此后，張之洞在軍政、教育和實業(yè)等領域均頗有建樹，成為洋務派的代表人物。

1889年，張之洞調(diào)任湖廣總督，自此直至其擔任兩江總督的近20年里，他主導了一系列創(chuàng)辦實業(yè)和興辦教育的舉措，包括開辦漢陽鐵廠、湖北槍炮廠，創(chuàng)建織布局、紡紗局、繅絲局、制麻局；興建三江師范學堂、武漢自強學堂、湖北武昌幼稚園等各類學堂，屢屢派遣留學生出國等。

張之洞的作為與當時很多或者盲目自大或者驚慌失措的上層官僚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些成績的取得更是令他深孚天下之望，聲名鵲起。

1895年后，維新運動興起。運動初期，張之洞曾為強學會捐銀5000兩并親自發(fā)起上海強學會。

但隨著運動的深入，張之洞因為其當權(quán)者的立場開始與維新派分道揚鑣，同時，他也試圖在頑固派和維新派之間尋找挽救危機的中間道路。

“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頑固益深。戊戌春，僉壬伺隙，邪說遂張，乃著《勸學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會通中西，權(quán)衡新舊。”

正是在這樣的思考前提下，張之洞于1898年4月撰寫了《勸學篇》。在這本總計4萬多字、共分為24篇的小冊子里，張之洞闡述了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核心思想。

張之洞此時系統(tǒng)地整理自己的思想，并非只是想在關鍵時刻表明其立場。早在充任清流黨人健將時，張之洞就常用“體用”這個概念來表述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關系，出任山西巡撫以后，他又提出了“體用兼資”“明體達用”的論點。

《勸學篇》不過是將他的這些碎片式的思想系統(tǒng)化、理論化了，使得以他為代表的洋務派的思想呈現(xiàn)出更加完整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