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解放日報》寫社論

就在胡喬木擔任毛澤東秘書不久，194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發(fā)出了《關(guān)于出版〈解放日報〉等問題的通知》：

5月16日起，將延安《新中華報》《今日新聞》合并，出版《解放日報》。新華通訊社事業(yè)，亦加改進，統(tǒng)歸一個委員會管理。一切黨的政策，將經(jīng)過《解放日報》與新華社向全國傳達，《解放日報》的社論，將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執(zhí)筆。

翌日，嶄新的《解放日報》在延安誕生了。從此，《解放日報》作為中共中央的喉舌，為世人所矚目。

《解放日報》創(chuàng)刊時，以博古為社長，楊松為總編輯（楊松即吳紹鎰，病逝后由陸定一繼任總編輯）。

博古，即秦邦憲，曾任中共中央負總責達4年，直至1935年遵義會議后不久被張聞天取代。雖說他曾犯了嚴重錯誤，但是當他認識了錯誤，便勇于改正，心悅誠服地在毛澤東領(lǐng)導下工作。他走馬上任《解放日報》社長，干勁十足地提出，每天要發(fā)一篇社論！

博古是這么說的：

你看《真理報》——蘇共中央機關(guān)報，不是每天一篇社論嗎？我們要學《大公報》嘛，《大公報》的老板張季鸞、胡政之等商量商量，一篇社論就出來了。

正因為《解放日報》每天都要發(fā)社論，博古約請中共中央許多負責人來撰寫——誠如中共中央通知中所說的那樣，《解放日報》的社論，將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執(zhí)筆。

內(nèi)中，胡喬木也成了博古的約稿對象——有時，是博古請毛澤東寫社論，毛澤東囑胡喬木寫；也有時是博古直接約胡喬木寫。

胡喬木在《解放日報》創(chuàng)刊不久，第一次為《解放日報》寫了社論，題為《救救大后方的青年》，在6月8日刊出。胡喬木曾秘密去過中國西南大后方，他又多年從事青年工作，因此他寫《救救大后方的青年》，對情況是非常熟悉的。

在社論中，胡喬木寫道：

有志的青年絕不能懶洋洋地縮起頭來睡覺，靜候痛飲凱旋之酒。為了加速最后勝利的到來，每一青年都應振作精神，在環(huán)境允許的條件下，進行各種有益于抗戰(zhàn)的工作……

用以毒害青年的武器有明槍，還有暗箭，你們不僅要認識滿臉殺氣，操著硬刀子的屠夫；更還要謹防那賠著笑臉，卻是暗暗操著軟刀子的謀士——他們更善于巧言令色，為嗜殺的暴君歌功頌德，為刀頭下的青年唱安眠曲。

胡喬木顯示了他寫政論的功底。于是，《解放日報》編輯部“抓”住了他，約他不斷地寫社論，光是6月份便發(fā)表了他寫的4篇社論。除了6月8日的一篇之外，還有：

6月10日，《歡迎科學藝術(shù)人才》；

6月17日，《國民黨缺少什么》；

6月29日，《蘇必勝，德必敗》。

緊接著，他又寫了不少社論：

7月8日，《國際的團結(jié)與國內(nèi)的團結(jié)》；

7月27日，《出路和迷路》；

8月14日，《聞捷》；

8月26日，《最近的國際事件與中國》；

9月11日，《打碎舊的一套》；

10月24日，《開展冬學運動》；

11月6日，《慶祝邊區(qū)參議會開幕》。

前前后后，他為《解放日報》寫的社論，達58篇之多。在陸定一擔任《解放日報》總編輯之后，反對“每天一篇社論”，社論不再一天一篇，用稿量相對減少。

那時，《解放日報》社論，代表著中共中央的聲音。胡喬木能夠成為《解放日報》社論的主要“寫手”之一，既顯示了他的理論、寫作水平，也表明了他確實已成為中共高層的重要干部。

如同胡喬木所言：“毫無疑問，就我個人來說，沒有毛澤東同志的指導教誨，我就很難寫出這些文章……”

他寫的社論，有的是毛澤東囑意寫作的，有的是他根據(jù)毛澤東在內(nèi)部會議上的講話精神寫作的，有的是他寫好經(jīng)毛澤東修改、審定而發(fā)表的。

胡喬木寫的社論，既有闡述中共中央政策的，也有關(guān)于邊區(qū)政治的，還有抨擊國民黨、蔣介石的，以及關(guān)于國際形勢的評論，方方面面，無不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