喪父之后的魯迅，艱難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

這時他已經成為一個“邊緣人”。母親在家徒四壁、生計幾乎無法維持的情況下，仍然讓他讀書，希望他繼續(xù)走科舉的道路。但是，兩次變故的巨大陰影籠罩著他，使他對于“正路，，充滿厭惡和畏懼。而作為一個大家族的嗣子，除此又能做什么呢？當?shù)刈x書人最常見的兩條出路是做幕友或是做商人，其實是權力和金錢的奴隸，這是他所不愿為的。然而，他已自覺長大成人，總不至于像家族中的其他子弟那樣，自甘墮落為游手好閑者，甚至“破腳骨”；自然也不會拋舍文字，去做那類雖則自食其力卻如牛馬般慘苦、麻木而忍從的勞動者。他處在社會和家族的雙重脅迫之中?！冻ㄏκ啊分杏幸黄嵱?，說在這樣的時候，居然還有流言說他偷了家里的東西去變賣，使他覺得真如犯罪一般。于是，他決計出走?！暗牵睦锶ツ?？”文章回憶道，“S城人的臉早經看熟，如此而已，連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偟脤e一類人們去，去尋為s城人所詬病的人們，無論其為畜生或魔鬼?！?/p>

一個變動的時代為個人出路準備了意想不到的新契機。

物極必反。清政府統(tǒng)治中國二百余年，最后一樣跳不出一治一亂的周期率。改革勢在必行。1840年，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外部壓力——從洋槍到洋貨——加速了這種來源于統(tǒng)治集團內部旨在茍延殘喘的變革。從戊戌政變可以看到，即使反動如西太后，血洗了一個政改班子，卻仍然得以以改革家的姿態(tài)亮相，可知到了世紀末，歷史的時針已經無法逆轉。雖然，改革進展緩慢，尤其是政治體制的改革遲遲不見實行，但是，在教育制度以及言論出版方面，則相對寬松許多。這些末代統(tǒng)治者，比起大興文字獄的先祖來，并不曉得意識形態(tài)的厲害。這種無知，正好使整個社會受益。這時，中西學堂出現(xiàn)了，洋學堂出現(xiàn)了，《知新報》和別的報紙以及一些翻譯的洋書也都相繼出現(xiàn)。陌生的世界成了一種誘惑。長期遭到禁錮的大腦，從此開始變得活躍起來。

在紹興，魯迅同樣可以看到《知新報》、《點石齋畫報》、英人傅蘭雅編著的《格致新編》等新穎的讀物?？梢韵胂?，現(xiàn)代科學知識和各種文化信息給他帶來怎樣的騷動。這同他選擇洋學堂的道路，即所謂“把靈魂賣給鬼子”是有聯(lián)系的。當然，他先后入讀南京江南水師學堂和礦務鐵路學堂，不用交付學費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他沒有退路。他太需要自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