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達固然是國內(nèi)一流的大學者，但無論資歷與年齡都可以說是向達長輩的陳寅恪竟說出“是一個遺憾”，楊東莼感到了這話的分量。

后來楊氏拜會陳序經(jīng)時，向陳序經(jīng)提議可否請向達到廣東講學，以一了陳寅恪的心愿。

事后陳序經(jīng)有否向向達發(fā)出邀請今已不得而知。但估計即使發(fā)出邀請，1963年的向達也不易成行。六年前，向達是“有代表性”的大右派，后雖摘帽，但“最是文人不自由”。1960年前后已摘掉“右派”帽子的向達不甘“無所事事”，向北京大學歷史系提出要編一套《中外交通史籍叢刊》的計劃，讓他的余生有所寄托。

還是在六七年前，向達以他過去的代表作《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為書名，將他過去三十年間論述唐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有關(guān)論文編成專集出版。二十多年前，《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一文已奠定了向達在二十世紀學界研究中西文化交流領(lǐng)域里的權(quán)威地位，二十多年后，向達的《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的專集出版，也引發(fā)了陳寅恪在晚年一直渴望能實現(xiàn)的一樁心事。

向達，字覺明，湖南溆浦人。以地域劃分，那個僻壤向被稱為“湘西”。以民族劃分，向達屬土家族。有了這一層歷史，中年已功成名就的向達，自然成為湘西土家族很出色的兒子。也因為這一層歷史，向達在五十年代中卷入到這塊土地上曾發(fā)生過的一場風波，這些都成為向達被打成“右派”的一個沉重的砝碼。即使在他的族親中早已出了一位鼎鼎大名的共產(chǎn)黨先烈向警予，也不能改變那殘酷的命運。

出生于1900年的向達，二十三歲時畢業(yè)于東南大學，老師是知名學者柳詒徵。閱史者若多一份耐心，對一些歷史枝節(jié)細加辨析，則會看到二十世紀那一代的學人，在氣類與學業(yè)的淵源上總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柳詒徵一向?qū)堉瓷鯙橥瞥?，曾作過一首《張文襄祠》的詩，有句云“南皮草屋自荒涼，丞相祠堂壯武昌。豈獨雄風被江漢，直將儒術(shù)殿炎黃”。1933年，時年四十三歲的陳寅恪，曾寫下一段廣為人知的“自述”，即“思想囿于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曾湘鄉(xiāng)張南皮之間”。

畢業(yè)后的向達，先后在上海商務(wù)印書館編譯所、北平圖書館等處工作，打下了很好的英語基礎(chǔ)，并得以博覽中外古籍，開始構(gòu)建他一生的學術(shù)大廈。1935年，是向達人生有重大轉(zhuǎn)折的一年。這一年他赴英國牛津大學編中文書目兼作研究。次年，他又專門研究大英博物館所收藏的中國敦煌的卷子及太平天國的文書，此舉奠定了他日后在敦煌學的地位。1937年，向達渡海來到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研究明清之際天主教的文獻。一年后，向達回到了正遭受外侮凌辱的祖國。1939年，向達出任西南聯(lián)大歷史系教授。

向達走著一條與二十世紀上半葉一批知識分子精英所走過的相似道路：走出國門尋求真知，異域文化不僅不能沖淡他們對傳統(tǒng)文化的依戀，相反使他們在情感上有更深一層.依。向達無疑是其中的杰出者。

1942年至1944年，向達對敦煌學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他先后參加了中央研究院及教育部等單位組織的西北史地考察團，兩次對敦煌進行考古。這是中國學界第一次組織如此規(guī)模的考察團對敦煌作研究。向達在團中是負責人之一。這兩次考察，向達事后向中國文化獻出了《西征小記》、《敦煌藝術(shù)概論》等研究成果。而《論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連帶的幾個問題》一文在1943年12月的重慶報紙上發(fā)表后，引起了反響，傅斯年對向達及此文有如此評語：“今日史學界之權(quán)威，其研究中外交通，遍觀各國所藏敦煌遺物，尤稱獨步?！?/p>

1946年，向達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1949年，他接替毛子水教授兼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一職。這位耿直的教授已走向了歷史學家最美好的年華。

但悲劇已露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