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來，我跟聯合國的確還是有緣分的。從兩件事情上可以看出來，一件事情就是1964年我從復旦大學英國語言文學系畢業(yè)的時候，我本人并不想到外交部工作。我大學畢業(yè)的時候還不是共青團員，也不關心政治，所以腦子里沒有到外交部工作、到政府部門工作的想法。我就想搞搞學問，做什么呢？首先我想考研究生，研究西方美學，這是我的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就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英文對外廣播，我們學英文的，那時候天天聽這個，我挺佩服里頭幾個播音員，聲音很好聽，第二個志愿是考這個。但不管我怎么努力，這兩項目標、愿望都沒有能夠實現，最后還是把我分配到外交部了，后來我知道，這不一定是我考得不好，而是內定了要我到外交部的，我怎么撲騰，也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

另一件事情發(fā)生在分配到外交部后。到了外交部并沒有讓我們到部里去工作，我和同時招的二三十名全國各個外語院校的畢業(yè)生被送到了北京外國語學院（現在叫北京外國語大學）去進修，那時候叫翻譯班。加上63屆的和65屆的學生，實際上一共在北京外國語學院翻譯班進修的差不多有八九十人。那么為什么外交部把我們這么一大批人招去以后，不到外交部工作，放在那里呢？后來才知道，當時估計中國快要進聯合國了，把這些人招來儲備，準備一旦進聯合國派用處。為什么當時外交部會有這么個考慮呢？因為聯合國力量對比開始發(fā)生變化了，自從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一大批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殖民地國家取得了獨立，參加了聯合國，慢慢改變了聯合國里頭的力量對比。同時60年代的時候中法建交，中國和一些西方國家的關系也有所改善。所以，中國參加聯合國，用我們的政策性語言來說，即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只是個時間問題。所以我們就被儲備在那里?，F在看來，儲備在那里的近100個學生當中，后來真正進聯合國的只有寥寥幾個人，我就是其中之一。所以要說緣分，首先一個緣分，好像我命中注定要到聯合國去一樣，不管我怎么奮斗都離不開這個。

到了外交部翻譯班學習以后，正好趕上“文化大革命”，后來我們到牛田羊軍墾農場一年半，江西干校一年半。到1971年，我們這批人又陸續(xù)調回外交部。1971年初，上級發(fā)個調令讓我回外交部，到哪里工作呢？到外交學會工作，當時我正好在擔任清查“五一六”專案組的副組長，正在關鍵時候，走不開。怎么辦呢？江西干校的校領導就讓另一位同志先回去，頂替了我到外交學會工作。等我做完 “五一六”的調查，外交學會的工作已經沒有了，上級就安排我在歐美司的國際組負責關于聯合國的工作。所以這兩次偶然的機會似乎注定了我今后要做聯合國的工作。

這十幾年的聯合國工作，我有什么感受，學到了一些什么東西呢？首先，從我到歐美司國際組說起，當時給我分配的第一項工作是計票，估算一下那年關于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提案（“兩阿提案”）能得多少票。那是阿爾及利亞、阿爾巴尼亞等國家共同發(fā)起的一個提案。美國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提案反制 “兩阿提案”。我的任務是估計一下票數，美國的提案通得過或者通不過，我們的提案通得過或者通不過。我憑什么來估計呢？我就憑各個使館報回來的情況，跟報紙上透露的情況來統(tǒng)計，按照我統(tǒng)計出來的票數，那年我們打敗美國重要問題提案的票數剛剛超過半數，能夠打敗美國的提案取得勝利。我看到這個消息當然很激動，馬上拿去找我們的領導。我的領導說：“小伙子，沉住氣，要留有余地?！?/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