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春天，丁玲嫌?xùn)|總布胡同22號太吵，影響寫作，把家搬到多福巷16號。那是解放初文協(xié)買的一個四合院，原來是機關(guān)宿舍，馬烽、康濯等都住過。如今多福巷仍在，但16號院在大躍進年代修建華僑大廈時拆掉了。

這個院子坐北朝南，大門釘了鐵皮，涂了紅漆，很氣派。蔣祖林回憶：“北屋西邊的一間是媽媽的書房，另兩間打通成一大間是客廳。西廂是臥室。東廂的三間中，有兩間打通為一大間是餐廳，房內(nèi)放了一套沙發(fā)，也可以作會客用，另一小間空著。南屋的幾間中，夏更起與王姐（女工）各住了一間。北屋西邊的耳房用作廚房和暖氣鍋爐房，東邊的耳房我住。”原房主賣房時，要求給傭人老關(guān)安排個工作，老關(guān)就留在多福巷，買菜做飯打掃衛(wèi)生，冬天燒鍋爐，關(guān)系在文協(xié)。

丁玲盛情好客，家里經(jīng)常高朋滿座，她當(dāng)年的公務(wù)員夏更起告訴我們，常來的有羅烽、白朗夫婦，嚴辰、逯斐夫婦，詩人艾青等，他們私交甚好，丁玲總要留飯。甘露也常帶著兩個孩子來，那時已同蕭三離婚，每次都要呆很久，吃了飯才走。田間、康濯也來得勤，都是談文學(xué)研究所的公事，談完就走。文研所學(xué)員里，丁玲喜歡的徐光耀、李納、陳登科、瑪拉沁夫等來得多些。楊朔、馬烽、劉白羽是半私交，半公事。周揚也常來，他和丁玲的關(guān)系看上去很好。江青也來過兩三次，坐一輛紅色小汽車，帶著警衛(wèi)員，很顯眼，初次來，穿一套灰色列寧裝，衣服很得體，人也很出眾，有風(fēng)度，給她倒茶，她還謝謝。第二次來是秋天，穿了一件大衣。那大概是她和丁玲都在中宣部工作期間，每次呆的時間不長。多福巷的大門上有個小窗戶，一次李達來，老關(guān)打開小窗戶問是誰，說要通報，李達急了：“我是李達！”開開門，他用拐杖使勁剁著地往里走，很生氣。他有胃潰瘍，要按點吃東西。丁玲說，桑干河畔涿鹿縣來了人，“就住在我家里，我包餃子給他吃，為他倒茶、斟酒，陪他看戲，替他買火車票，使他一點不感到拘束或不方便”。

那時丁玲“紅”得很，社會活動多，請柬不斷，有時一天送來兩三份，丁玲常把一些活動推掉。夏更起把燙著金字的請柬收集起來，攢了厚厚一摞。夏更起1951年5月到丁玲家做公務(wù)員，他說：我給丁玲到中國作協(xié)領(lǐng)工資，大約是300多元（300元多一點）人民幣。大約在1952年獲斯大林文藝獎金前后，丁玲在一次文協(xié)機關(guān)大會上宣布不領(lǐng)工資，靠稿費生活，連我的工資也是她自己出，后來我回到機關(guān)，他們還問我，你的工資是多少啊，連我的工資標(biāo)準都不知道。本來機關(guān)給她派有廚師，她也辭退了，自己花錢另請保姆。丁玲在1976年2月寫給蔣祖林一封信中說：“我因從來（從1954年以來）就沒有領(lǐng)取過任何工資……”

雖然不領(lǐng)工資，但丁玲稿費很多，樂于助人，出手大方。陳企霞需要錢，她派人送去200元，舒群生病、買書，丁玲前后送他300元，嚴文井去音樂堂開大會未穿大衣，丁玲就給了他一件皮大衣。文學(xué)研究所學(xué)員沈季平的母親生病，丁玲拿了20元叫他寄給母親，沈季平1951年6月6日致丁玲信說：母親“曉得同志們是那么親切，她也就知道孩子們在外面，在革命的大家庭是多么幸福了”。丁玲散發(fā)著魅力，大家都喜歡和她接近，聽她聊天。1953年夏天她在北戴河療養(yǎng)，雷加寫信說，他很忌妒逯斐，因為“她可以在北戴河看見你們。她的神色是頗驕傲的……我愿意在北京之外，多看見你們，因為在北京之外的任何地方，沒有事務(wù)再去束縛你們，我可以得到比在北京更多的友情”。丁玲安排方令孺帶著女兒去北戴河療養(yǎng)，方令孺寫信說，“和你在一起談話不但得到最大的愉快，更得到很多教益”，并對丁玲安排她們母女住一個寬敞的大房間不安，看到逯斐母女楊犁夫婦都是住一間小屋，“心里老像是做了賊一樣的難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