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上，周揚做解放區(qū)文藝狀況報告說：“反映農(nóng)村斗爭的最杰出的作品，也是解放區(qū)文藝的代表之作，是趙樹理的《李有才板話》。其次，王力的《晴天》、王希堅的《地覆天翻記》、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立波的《暴風驟雨》、馬加的《江山村十日》……”丁玲來北平參加文代大會籌備工作，有人問起周揚壓制《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出版一事，并說這里也許還有宗派味道，丁玲為周揚做解釋說：“周揚同志偏愛民族形式，而我的形式不夠好，語言也不新穎，同時周揚同志對那時土改，也受有某些左傾影響?！倍×嵩陂_文代會時也同周揚說了，“他當時不置可否。后來在學習四中全會文件時，他也這樣解釋這件事”。一個“偏愛民族形式”，一個“受左傾影響”，周揚認可。

丁玲對于趙樹理小說的農(nóng)村氣息、農(nóng)民語言很服氣，后來多次講過：我們的小說還是寫給文化人看的，限于狹小的知識分子圈子，趙樹理的小說是真正寫給農(nóng)民看的，她1984年2月29日與陳登科談話說：“50年代那個時候趙樹理反對我們，因為他是寫老百姓的，寫群眾的東西，我們是寫給知識分子看的，是洋的。趙樹理對我們是這樣看法的，他說你不要以為你們的文學了不起，你們那是交換文學。我覺得他這句話說得很好，為什么呢，我的作品你讀，你的作品我讀，還是在這個文藝界的圈子里邊，沒有走到廣大的群眾里面去。趙樹理我并不是說他是了不起的作家，他的思想不是太高的，但是他寫農(nóng)民確實寫得好，他的東西就比我的東西能到更多的群眾里面去?！短栒赵谏８珊由稀芬碾娪熬碗y得很，好幾個人要改電影，我說你們改不好，不要改，改到電影上沒有味道了，因為它沒有一個離奇古怪的故事，電影更要講故事性。但是趙樹理的作品可以隨便編評劇，編歌劇，編地方戲，我們從秦城監(jiān)獄出來后，到山西長治去，那里的人都知道趙樹理。我們在這點上應該跟他學。趙樹理批評我們是交換文學，我覺得現(xiàn)在我們的文學還是交換文學，還是在這個文藝圈子里，你說我好，我說你好，你捧我我捧你?！敝v到解放區(qū)代表作家時還是把趙樹理排在第一位。但丁玲對于“揚趙抑丁”很不服氣，說過：“創(chuàng)作方法是沒有一定的。我寫我的，你寫你的，各人走自己的道路，各人有各人的方法，別人的方法再好，我也學不來。趙樹理的那個方法我學不來，他寫《李有才板話》，我就不會寫板話，我怎么能學趙樹理呢？我是憑我自己的生活道路，我的各方面的修養(yǎng)，我的學習總結，總之，是憑我自己的感受來寫的。你是憑你的。我們兩個人的方法不一樣，但你可以寫得好，我也可以寫得好。不能說你那個方法對，我那個方法不對，我們八仙過海，各顯其能?！?/p>

即便周揚真的是因為偏愛民族形式，并受到左傾影響，他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出版問題上的態(tài)度，也實在顯得狹隘。

一部反映重大現(xiàn)實題材的作品，免不了有毛病，丁玲就是想找個懂行的人提提意見。無論作為被信任的老朋友，還是晉察冀文藝工作的主管，周揚總該給作者以鼓勵、幫助、指導，這部小說寫好了，也會推動晉察冀的土改工作，也是晉察冀文藝工作的成果。丁玲找了周揚，讓她心寒的不是周揚的意見而是周揚的態(tài)度。王林1947年11月24日日記說：“周揚看完丁玲新作的長篇后，認為其中一個地主女兒寫的成問題。于是丁玲對出版問題感到悲觀牢騷?！倍×釙粗軗P的意見把黑妮修改好，卻沒想到周揚會將小說一棒子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