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至9月，中央工委在河北省建屏縣西柏坡村召開了全國土地會議，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大綱》。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經毛澤東修改的《中共中央關于公布中國土地法大綱的決議》和《中國土地法大綱》。

10月初，丁玲在阜平縣廣安鎮(zhèn)參加晉察冀中央局召開的土地會議，聽傳達全國土地會議，學習《中國土地法大綱》。3日下午會議開始，聶榮臻致開會詞。8日彭真做報告，傳達《中國土地法大綱》。11日彭真講整黨問題。彭真在一次講話中，批評了“有些作家有‘地富’思想，他就看到農民家里怎么臟，地主家里女孩子很漂亮，就會同情地主、富農”，丁玲“覺得每句話都沖著我”，因為“我寫的農民家里是很臟，地主家里的女孩子像黑妮就很漂亮，而顧涌又是個‘富農’，我寫他還不是同情‘地富’”？“后來蕭三同志告訴我說，蔡樹藩同志問他：‘丁玲怎么搞的，搞了一陣土改，寫了一本同情地主富農的書？’蕭三問蔡如何知道的，蔡說是周揚同志在土地會議主席團院子里說的。蕭當時說這書他也看過，其中并未同情地主富農?！辈虡浞敃r是晉察冀軍區(qū)政治部副主任，曾任八路軍一二九師政治部主任，丁玲寫《一二九師與晉冀魯豫邊區(qū)》時采訪過他。

至少有兩位領導對她的小說不滿意了。丁玲“聽了這話之后，心里頗不愉快，覺得這個意見周揚同志并未同我說過，《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也還未寫完，已完的部分，也不能看出有同情地主的地方。（雖然寫了黑妮）可是他為什么向許多負責同志這樣說呢？我心里是難過的，覺得同志嘛，何必這樣呢？”

辛辛苦苦寫了一年，卻落得這樣評價，沒有贊揚，甚至沒有一句鼓勵，她所信任的周揚同志，以這樣一種既不坦誠又不友好的態(tài)度對待她的小說，她沒有想到。我信任你，第一個把小說拿給你看，你有意見不當面講，反而上升到政治原則高度，在高級領導干部中間擴散，這不是給下一步的寫作和日后出版設置障礙嗎？

長期以來比較普遍的意見，往往從個人恩怨的角度來詮釋周揚對于《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態(tài)度，筆者雖然也持此觀點，但又一直懷有疑慮。其一，那時周揚一直想拉丁玲出來，先是到晉察冀中央局后是到華北局，在他手下做文藝方面的領導工作，他對丁玲并無惡感。其二，若說周揚嫉妒丁玲的才華，他是官員，地位穩(wěn)固，丁玲埋頭著書，并不對他構成威脅。其三，他們私人關系也不錯，1946年秋天丁玲到了阜平，聽說轉移途中周揚的小兒子死于翻車事故，急得天天到河邊去等他們，還讓祖慧住到他家去陪周密玩。蔣祖慧比周密大一歲，她們在延安、張家口都是同學，祖慧說周密很有文藝天才，她倆一起演過《兄妹開荒》，祖慧演哥哥，周密演妹妹。周揚后來也為祖慧上學的事幫過忙。1947年5月去冀中搞土改復查，丁玲不肯搭乘汽車，寧愿與周揚一起步行，邊走邊聊，后來又一起去拜訪冀中地區(qū)的主要軍政領導人。

筆者試著站在周揚的角度，探索一下他的內在心理邏輯。

第一，周揚受到土改中“左”傾思潮影響。丁玲送稿子給周揚看，是在1947年9月，全國土地會議即將結束或剛剛結束。這次會議對1946年“五四指示”中對地主讓步過多的問題作了改正，檢查了土地改革不徹底的原因，會議通過的《中國土地法大綱》，規(guī)定沒收地主階級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吨袊伯a黨歷史大事記》說，這次會議“對前一段土改中已經出現(xiàn)的‘左’的傾向注意不夠，對某些地區(qū)土改不夠徹底和黨內思想不純組織不純的情況估計過于嚴重”，“因此，會議雖然推動土改運動和整黨運動以空前規(guī)模進行，但是‘左’傾錯誤也進一步得到發(fā)展”。這會影響到周揚對于小說的態(tài)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