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丁玲一生中，馮達是個重要人物、敏感人物，也是個撲朔迷離的神秘人物。幾乎所有關于丁玲歷史問題的文件中，馮達都被說成“叛徒”，1984年中組部9號文件里對他的定性是“叛變”。

把馮達搞清楚，才能真正把丁玲的南京歷史問題搞清楚。

馮達是丁玲的第二個丈夫，是蔣祖慧的父親，比丁玲小4歲。他與丁玲同居，大約始于1931年11月。丁玲在《魍魎世界》中寫道：“這年11月，我們就一起搬到善鐘路沈起予家。沈起予住三樓，我們住二樓。每月我們給沈家廿元房租，和樓下的一家一同搭伙吃飯，每月給她廿元飯錢，并和他們共傭一個阿姨。”

馮達是中國社會科學家聯(lián)盟（簡稱“社聯(lián)”）的盟員，既非左翼作家，也不是棱角鮮明的斗士，性格才華皆平平，與丁玲差距較大，所以他與丁玲的結合，或者說丁玲選擇和接納馮達，讓人感覺有些意外。

這是一種特殊心境下的選擇。馮達是在丁玲“寂寞孤凄的時候”，靜靜地“走進了”她的生活。

當時，丁玲對雪峰愛得死去活來，但雪峰一直理智地克制自己，兩人的關系不會有結果，所以丁玲說“我這時對于戀愛實在心灰意懶”，她“需要一個愛人，一個像也頻那樣的愛人，但又不想在生活中平添許多麻煩”，在這種境況下，馮達就成為一個可以接受的、退而求其次的選擇。1983年12月19日丁玲告訴駱賓基：我同馮達好，這里邊雪峰還起了作用，他看到我一個人在上海生活，不能和很多人來往，坐在那里寫文章，很苦，就給我出主意，是不是有一個人照顧你好，要像也頻那么好當然也不容易，但是如果有一個人，過一種平安的家庭生活，讓你的所有力量從事創(chuàng)作，也很好。馮達是他帶到我這里來的，后來在上海，在四川，他們兩個人還有來往。馮達一直很尊敬雪峰，“一·二八”的時候，雪峰住在北四川路，那里打仗，他要搬到城里來，搬到租界上來，又要租房子，經濟上一直困難，所以把老婆送回去了，他一個人生活，有些寂寞，經常來我們家里，有時也約了到外頭去喝咖啡。

樓適夷說：馮達“原來是上海豫園（那時稱為城隍廟）一家照相館的伙計。我認識那家照相館老板，好像姓陸，只是招牌已記不起來了。史沫特萊是新聞記者，經常上那里去沖洗照片，認識了馮達，見他英語說得很好，外貌也老成，頗加信任，與老板商量，調他作了自己工作上急需的翻譯人員。馮在史沫特萊手下工作，思想受了影響，也有進步的表現(xiàn)”。

1932年，樓適夷主編《大陸新聞》，馮達在《真話報》，兩報同屬中共江蘇省委，樓適夷的介紹應該是可信的。

丁玲第一次接受史沫特萊采訪，在1931年5月，那時馮達已經為史沫特萊服務了。史沫特萊曾寫道：1931年3月我結束在菲律賓休假回到上海，“我的秘書馮達接我時告訴我，有24名年輕作家、演員、藝術家被捕而且已經被殺害”。史沫特萊：《中國的戰(zhàn)歌》，作家出版社1986年9月版。胡風記得，1932年底他從日本回到上海，“見到了只要可能就非來纏住丁玲不可的馮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