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窮石：王老師，我想問您一個具體的問題。您是學歷史出身的，到了哈佛進的是東亞系，也是跟歷史有關系。后來您的興趣轉到人類學，您在興趣轉移的時候有沒有遇到一些需要克服的困難，比如說一些觀念上的差異？我們知道歷史學和人類學這兩個學科在培養(yǎng)學生的路徑上是不一樣的，您在遭遇到這兩個學科之間的碰撞時，是怎么克服和解決一些麻煩的？

王明珂：其實這沒有什么麻煩，出國前我在臺灣讀過一些人類學的東西。我要特別感激我的一個同事王道還，他是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畢業(yè)的。出國進修前，我在史語所最困頓的那三年，有些挫折是從他那里受的。我知道他的人類學讀得很不錯，常常去找他，請他介紹我讀一些書，讀完后就去找他談一談，但常常被他罵得狗血淋頭，說我這也不對，那也不懂，就這樣我從他那兒學了很多，我一直很感激他。

在哈佛時，我修課大多在人類學系，很多概念都在那時建立起來。我覺得，在哈佛人類學系我受到的最重要訓練是，讀民族志，或民族志式的閱讀習慣。當時上課討論時，我還是習慣于原來在臺灣的學術思考方式，比如談到問題時常會說，馬克斯· 韋伯說了什么，總是空談一些理論。但那些老師就會說，請你舉個例子來說說看。當時課上的人類學系研究生大部分都有些田野經驗，他們也習慣于以田野經驗來討論理論。很多課程在眾多指定的人類學讀物中，往往教授們要求寫讀書報告的，也就是要我們細讀的，都是ethnography（民族志），不是那些談高層理論的書。我覺得，那個時候廣泛地閱讀民族志，打下了一些很好的基礎。至于歷史學與人類學之間的碰撞、沖突，至少在我看來并不存在。

張原：我想窮石之所以會問王老師這樣的問題，是因為在很多學生心目中，您已經是一個典范。因為在大陸，人類學的本科專業(yè)設置得很少，有很多學生是從歷史學轉到人類學的，而且目前大陸的人類學也走向了一種歷史化，很多人類學的學生在研究中將要面對的是歷史的問題，而王老師的研究把這兩個學科結合得很好，所以還請您多給我們講講這方面的經驗。

王明珂：社會學的社會記憶理論，對我有很大幫助。如果說，歷史學是研究過去發(fā)生的一些事情，人類學是研究當代的一些人類社會的話，那么，歷史記憶（或社會記憶）造成當代社會現(xiàn)實，這樣的學術理念便能將歷史學與人類學結合在一起。舉例來說，我曾經寫過一篇英文論文“Western Zhou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西周的記憶與遺忘），批判、檢討傳統(tǒng)的西周研究。傳統(tǒng)的西周研究主要依賴兩種材料，一種是西周金文，就是西周銅器上的銘文，一種就是戰(zhàn)國到漢初的文獻，即我們所稱的先秦文獻。人們認為，這兩種材料里都保存了很多的歷史事實，我們只要把這兩種材料里的歷史事實撮合在一起，用一些歷史方法去評判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就可以建構我們對整個西周的認識。但是，我提出，如果我們站在社會記憶的觀點，西周金文，是西周時期的人把他們認為當時重要的事，或重要的過去，記錄下來所形成的一種記憶，而先秦文獻中的西周，則是戰(zhàn)國到漢初時人對西周的記憶或回憶。這兩個材料是不同性質的東西，而最有意義的其實是這兩種資料之間的斷裂、差異。如在金文里有相當多的戰(zhàn)爭記載，其中西周的敵人，如南淮夷、南國、荊楚等，都在南方及東南方，可是到了先秦文獻記載中，西周的主要敵人就是北方的戎狄了。這兩種資料間的“斷裂”才是需要我們去解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