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適與丁文江的想象里，“科學與人生觀”論戰(zhàn)，是他們在中國重打赫胥黎19世紀在英國所打的戰(zhàn)爭。胡適在1924年1月4日的信里，意氣風發(fā)地告訴韋蓮司：

我們在這兒重新過著赫胥黎與克利福德(W. K. Clifford, 1845—1879)從前所過的日子?！敖o我證據(jù)，我才會相信?！边@是我和我的朋友重新揭起的戰(zhàn)斗口號。

赫胥黎的“懷疑”、“拿證據(jù)來”，在胡適的“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的循循善誘下，大家都很熟悉了?？死５略凇缎叛龅膫惱怼?The Ethics of Belief)一文里，也立下了一個金科玉律：“證據(jù)不足卻去相信是錯的；即使在某些情況下，去懷疑、去調(diào)查會顯得有些傲慢，但輕信惡于傲慢?！?/p>

丁文江是“科學與人生觀”論戰(zhàn)的主角，他更是想象著自己是在中國打赫胥黎的仗。他的《玄學與科學：評張君勱的〈人生觀〉》一文就是最好的例證。在這篇文章里，他開門見山就說：“玄學真是個無賴鬼——在歐洲鬼混了二千多年。到近來漸漸沒有地方混飯吃，忽然裝起假幌子，掛起新招牌，大搖大擺的跑到中國來招搖撞騙。”該文兩個小節(jié)的標題，更充分地顯示了他把“科學與人生觀”論戰(zhàn)等同于赫胥黎跟神學論戰(zhàn)的中國版：“科學與玄學戰(zhàn)爭的歷史”以及“中外合璧式的玄學及其流毒”。

胡適在“科學與人生觀”論戰(zhàn)中，不只是跨文化地作了他“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的赫胥黎想象，而且作了跨文化的模仿與挪用。他的《〈科學與人生觀〉序》是一篇研究跨文化的模仿與挪用的重要文獻。我在第二章里說：赫胥黎對胡適的貢獻，不只在于教他“怎樣懷疑”，還教他如何思想，只是他不加注明而已。這篇序言就是最好的證據(jù)。

胡適要科學派以吳稚暉為榜樣，明確地說明他們的“科學的人生觀”為何，以作為未來的討論的“具體的爭點”。同時，他提出了自己的“科學的人生觀”的十大要旨。胡適在《當代名人哲理 胡適篇》與《我的信念及其演化》里，既挑釁又自傲地說，這十大要旨，住在中國又恨他的傳教士嗤之以鼻地貶稱為“胡適的‘十誡’(Decalogue)”。 “胡適的‘十誡’”里，泰半都可以在赫胥黎的文章里找到來源。其中，有四“誡”可以在赫胥黎的《增進自然知識的好處》(On the Advisableness of 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一文里找到“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