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歲時，爸爸媽媽已經在教育部工作了，全家在北京安頓了下來，姥姥帶著我和大舅也到了北京，和爸爸媽媽住在一起。直到現(xiàn)在我還依稀記得當時的情景——姥姥抱著我坐在一輛獨輪車上，大舅推著我們上了一條大船。我們是坐船到了天津，再到北京的。見了媽媽，我不認識還很害怕，一個勁兒往姥姥身后躲，很長很長時間我都是不親近媽媽只親近姥姥。記得在我三、四歲時，有一天我突然想到，要是姥姥死了怎么辦，心就像被揪起來一樣難過，偷偷地哭了一場。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揪心的難過。那時候，姥姥是我在世上最親的親人。那時候，姥姥是很健壯能干的。

1952年，我們到北京不久，爸爸就出事了。由于在三反運動中他不滿意教育部領導對知識分子的政策，越級向上反映教育部的問題，被部領導報復，打成階級異己分子，開除黨籍，調離教育部，差點被發(fā)配到內蒙古邊疆。災禍像塌天一樣突然落到全家頭上。人們見了爸爸媽媽都遠遠躲開，如同害怕瘟疫上身。以前的親朋好友，自此不再來往。全家被罩在悲憤冤屈的大山之下。爸爸由于被折磨，患了重病，經常大口咳血。媽媽受到極大精神壓力，天天以淚洗面。小波這時候就在媽媽腹中。我們雖小也能感受到家中的變故，家中沒有歡樂，我們連話也不敢說。

當時有人勸媽媽跟爸爸離婚，因為人們認為爸爸沒有前途了。姥姥不同意，她說:“這不是要逼他死嗎！”不知道他們是怎么挺過來的。在我的記憶中，爸爸對姥姥一直是十分尊重。

這一段經歷，是姥姥在做著針線活時，隨口向我們訴說的。姥姥不懂什么政治，也不關心政治，她只知道做人要憑良心。

姥姥沒有上過學。剛到北京時，大字不識一個，她說自己是個睜眼瞎。那時候有掃盲班教人學文化，姥姥參加了。她可愛學文化了，一個字一個字地讀著認著寫著。這成了她后半生每天堅持不懈的事情，只要有一點空閑就學認字。她年紀大了，記憶力差，一個字寫幾十遍還記不住，可她從不氣餒。她是從心里喜歡這件事情。我們上學以后，自然很快就超過了她。她常常叫住我們問：“這個字怎么念？”然后就十分認真地跟著我們學，一筆一畫慢慢地在方格本上寫。她時常念念叨叨地跟我們說：“俺這輩子最喜歡的是學文化，最不喜歡的是裹小腳。”十幾年后，姥姥終于可以寫信了，她在青島三姨家時，給小外孫晨光寫了封信，我們爭著傳看，我心里暗暗稱奇——姥姥的文化，學成了。

姥姥總是慈眉善目的。小時候，我們姐弟五個加上小姨，放假的時候，家中成天一大幫孩子，吵吵鬧鬧調皮搗蛋，惹禍的事是常有的。姥姥從不打也不罵，只是有時虛張聲勢地嚇唬一下，可沒有一個孩子害怕她的斥責。

小波出生后，是姥姥幫著帶大的。姥姥可心疼小波了，常跟我們說小波福相。因為小波小的時候頭特別大，生得方面大口。姥姥說，口大吃四方，一輩子餓不著。其實小波從小多病。他在媽媽肚子里面時就跟著受刺激，出生后很小就缺鈣，特別愛哭。一歲時大夏天，他生了滿頭熱瘡，成天又哭又鬧，姥姥從不煩他。

姥姥這一輩子是一個接一個不斷地帶孩子。除了她自己生的孩子，便是看外孫。在我們家先是看我，我之后是小平，小平之后是小波，小波之后是晨光。等晨光上幼兒園了，二姨家的表弟沈生，才幾個月大就被送到我們家，讓姥姥帶著。我們都長大了以后，姥姥又去了青島我三姨家，看小表弟點點。后來她又去了濰坊二姨家，去看小表弟濟生。最后她到了煙臺小姨家，因為小姨在煙臺工作結婚也要生孩子了。在小姨生下小表妹君君后不到一個月，姥姥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