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彥武（以下簡稱“張”）：山東畫報出版社1993年創(chuàng)立時，國內出版業(yè)就已經開始明顯感受到“讀圖時代”概念的影響了嗎？

回顧1996年《老照片》的創(chuàng)辦，您特別提到時任總編輯汪家明的鼓勵“可以放手去做，思想盡量解放，甚至不妨敏銳一些”—他對美術的熱愛（比如去年出版《難忘的書與插圖》）想來決定了他對“讀圖時代”的到來更為敏感？

而愛德華·S .克雷布（Edward馮克力（以下簡稱“馮”）：山東畫報出版社成立的時候，業(yè)界還沒有什么“讀圖”的概念。新聞出版署批準建立山東畫報出版社的批文，明確界定我們是一家攝影類出版社，所出版的圖書必須多少和攝影有些關系，那時候出版管理部門對出版社的專業(yè)分工還很在意，不是什么書都可以隨便出的。于是大家就絞盡腦汁，把選題往攝影、往圖片上扯，即使那些以文字為主的選題，也要想辦法配上圖片，以便選題能通過。也是歪打正著吧，無形中就形成了圖文并茂的出版特色。

成立出版社以后，做的第一本大部頭的書是《圖片中國百年史》。這是一本以圖片為主，輔以簡潔的文字，呈現1894—1994年的中國歷史的大型畫冊。通過編輯這本書，我們收集并接觸到大量歷史圖片，有些牽涉政治敏感或離歷史主線較遠的，像記錄民眾生存細節(jié)的照片，就沒有收到書中去。如何進一步開發(fā)利用這些照片，一段時間里成了大家經常思考和討論的話題。當然，除了對這部分老照片資源的開發(fā)利用，我們也很想把編輯《圖片中國百年史》過程中對老照片的一些感受，以某種方式與讀者做些交流。后來汪家明最早提出出版《老照片》的創(chuàng)意，并不是偶然的。除了他對美術的喜愛、特有的懷舊情懷之外，他還留意到日本雜志書的出版方興未艾的現象，加上編輯《圖片中國百年史》的資源積累和畫報出版社由畫報衍變而來的處理圖片的經驗傳承，《老照片》的誕生已是水到渠成了。

美國學者愛德華·S .克雷布對《老照片》的論述和中國業(yè)界某些人對《老照片》的論述都沒有錯，克雷布先生看重的是《老照片》的史述理念和內容，而業(yè)界某些人則從圖書形式以及經營方面的創(chuàng)新看待《老照片》的成功，這恰好說明了《老照片》同時具有這兩方面的價值。這兩方面的因素，對《老照片》的成功來說缺一不可，正是兩者的有機結合，成就了業(yè)界所公認的“讀圖時代”。

張：您多次提到臺灣文史學者、影像收藏家秦風（徐宗懋）先生為您提供的一些顛覆歷史定見、成見的照片，還不止一次慨嘆：“秦風先生別是搞錯了吧？”

秦風1995年開始收集老照片，比《老照片》的創(chuàng)刊還早一點，但這些年大陸很多報刊在做抗戰(zhàn)勝利等大型紀念專題時都得從他那里購買珍貴照片的使用權，能詳細講講你們在老照片收藏、刊布與研究等方面的交流嗎？

馮：1997年年底，秦風先生來北京，那時他還是《中國時報》的資深記者。他住在華僑大廈，晚飯后逛進三聯書店，見一至四輯《老照片》赫然擺在進門處的展臺上，就一起買下，當晚回去瀏覽。第二天一上班，他就把電話打到我辦公室，自我介紹說，自己是臺灣來的，看了我們的書，很感興趣，有意給我們投稿……于是，從第五輯《老照片》起，幾乎每輯都有一篇秦風先生提供的稿件。他投給《老照片》的稿件，大致為兩方面內容：一是關于1949年以前的民國社會的；二是關于1949年以后的臺灣的。這兩方面正是大陸這邊歷史敘事尤其是影像敘事的空白，畢竟那是十幾年前啊，兩岸的交流才剛剛開始，許多禁忌還未破除，這些東西一旦呈現在眼前，對讀者的沖擊是很大的。秦風先生記者出身，不乏時政敏感，又具有相當的文史素養(yǎng)，加上有別于大陸的視角，他的稿件能讓《老照片》的讀者大開眼界，也就沒什么奇怪了。說秦風先生是兩岸民間交流的先行者，他當之無愧。大陸的許多人正是從他發(fā)表在《老照片》的稿件里，更直觀、更感性地認識了臺灣社會。

后來，秦風先生辭去了《中國時報》的工作，開辦了自己的公司，專門從事老照片的經營開發(fā)。出版圖書，供稿雜志，舉辦展覽，買進賣出，做得風生水起。隨著老照片在拍賣市場的價碼不斷飆升，秦風先生的老照片生意自然也就越做越紅火。

張：同樣一幀或一組照片，在不同接受者的視域中所呈現的內涵、意味顯然是不一樣的，如果說影像領域內外的專業(yè)人士可以看出普通讀者看不出的更多內涵，那它的闡釋邊界在哪里，如何防止過度闡釋？

您在微博上也轉發(fā)過夏佑至先生關于《當歷史可以觀看》的書評，他批評“《老照片》這類通俗讀物，固然為如何釋讀歷史文獻提供了一種文本范例，但其中常常能看到對照片情境的過度解讀，以及個人偏好對照片內容的扭曲。當歷史可以觀看的時候，我們看到的，很多就是擺布而成的照片、虛假的照片，以及旨趣和事實分裂的照片”，這種批評具體到迄今91輯《老照片》和您的新書中，這種“對照片情境的過度解讀”在什么情形下是需要反思的？

馮：這個問題比較復雜。同一張照片，受閱歷、立場、趣味乃至心情等諸多因素影響，觀看者見仁見智，在所難免。而且同一張照片，當初拍攝之時和幾十年乃至上百年以后再看時觀感也會大不一樣。而這些差異，可能正是老照片的魅力所在。

具體到《老照片》本身，其定位一開始就很明晰，即“專門刊發(fā)有意思的老照片和相關的文章，觀照百多年來人類的生存與發(fā)展”。從《老照片》所設立的欄目，如“舊事重溫”“私人相簿”、“名人一瞬”、“故時風物”、“事件寫真”等，也不難看出其側重點在于歷史敘事。攝影的功能是多方面的，《老照片》所呈現的，主要是它的紀實功能。

陳丹青先生說，“《老照片》從不標榜攝影刊物，它與我們稱為‘攝影’的那么一種文化，毫無關涉”（語出本書序言《襤褸的記憶》）。正是由于這一非攝影刊物的定位，使得歷史領域的專家學者對《老照片》的參與，要遠遠多于影像領域的專業(yè)人士。許多老照片的解讀者，原本就是照片的當事人或當事人的后代，結合照片講述自己或家人過去所經歷的那些事。這一類的稿件，一般沒有影像詮釋過度不過度的問題，至多是其講述是否符合歷史事實。

再就是專家學者們就歷史上的某一事件、某一人物、某種現象所撰寫的解讀照片的文章，解讀只要不違背大的歷史背景與線索，沒有脫離或歪曲圖片本身所呈現的情境，只是觀點不同、角度有異、趣味有別，也不好就斷然判為“過度詮釋”。就《老照片》而言，如果說還有什么“詮釋邊界”的話，我覺得不外乎上面說到的這兩點，即一不違背大的歷史背景，二不脫離或歪曲圖片本身所呈現出來的元素。

夏先生的文章從攝影文化的角度，對《老照片》和拙作都有一些批評，這些批評無疑會啟發(fā)我換一種視角來審視這些年所做的事情，并引以為戒，尤其他試圖接續(xù)陳丹青先生在《襤褸的記憶》里未便展開的話題，闡論當下攝影文化缺失之種種，為引發(fā)更深入的探討貢獻了一些思考，當不乏啟導之助。惟夏先生對以往“擺拍照片”價值的全盤否定，似可商榷。這些擺拍的照片，在當時雖幾無價值可言，而當其一旦成為歷史照片后，把它們放在特定歷史的坐標上來打量時，哪怕矯飾，哪怕扭曲，卻有另一種時代的真實在里面?！独险掌防锎_有不少當年的擺拍照片，但從作者到讀者，又有誰還會以當年拍攝者的立場和眼光來觀看這些照片呢？

張：創(chuàng)刊之初您從某博物館獲得兩百余幅20世紀之初的

“傳教士在煙臺”的照片時，第一反應是“不啻是雪中獲炭，馬上邀集相關學者對照片進行解讀”，其中1920年代的煙臺婦女裝束的照片是由已故民俗學者山曼解讀的；邵燕祥、謝泳等幾代學者都曾向《老照片》投稿。請介紹一下國內外學者與《老照片》編輯部的交往。

馮：《老照片》創(chuàng)辦之初，我們先是根據手中掌握的不同內容的照片，去邀請不同的學者來解讀?！独险掌酚辛艘欢ㄓ绊懞?，有些著名學者，像邵燕祥、李輝、謝泳、張鳴等先生，還有已故的歷史學家高華先生，等等，都曾主動給《老照片》投過稿。章詒和先生的文章，也是先在《老照片》里陸續(xù)發(fā)表，后結集為《往事并不如煙》出版的。丁東先生很早就應邀擔任《老照片》特邀編輯，他曾感嘆說：“出去為《老照片》約稿，無論多有名的人，很少有拒絕的。”這多少也反映了《老照片》當年在學者和讀者中的口碑吧。

張：您與愛德華·S.克雷布教授的交往是怎樣的？除了他2001年那篇論文《新近中國的舊事物：關于私人歷史記憶的出版物》之外，近年來還有哪些以《老照片》為標本的專題研究？

馮：關于《老照片》的各種書評、評論，十幾年里一直就沒斷過。稱得上專題研究的，已知的，暨南大學的趙靜蓉教授2005年曾出版過一部專著，書名為《抵達生命的底色—老照片現象研究》, 這項研究幾乎全部圍繞《老照片》而展開。她還在2009年于商務印書館出版《懷舊：永恒的文化鄉(xiāng)愁》，對老照片天然的懷舊屬性，做了更深入的探討。更早的時候，山東藝術學院學報《齊魯藝苑》2003年第3期也曾發(fā)表過學者何群的論文《老照片：一種大眾化的歷史敘述》。

我與克雷布教授，是2000年認識的。那年他與夫人應邀在首都師范大學短期講學，其間給我打來電話，說他一直在關注《老照片》這套書，計劃做點研究，想找機會當面與我談談。他的中國話基本能正常交流。他那年已經有六十多歲了，給自己起了個中國名字“高諤”。一位美國學者對《老照片》這般留意，讓我很感動，所以過了沒多久便專程去北京與他見了面。大約又過了半年多，他從美國給我寄來了論文的英文打印稿。高諤先生的研究，出自一位美國歷史學者的專業(yè)角度，讀來讓我很受啟發(fā)。他認為“重視普通人，重視他們在歷史中的位置和以自己的方式理解歷史的權利，是一項謙虛的計劃”，他進而指出，“在面對帝王和官僚的絕對權威，消解官方歷史進而挑戰(zhàn)壓抑普通人聲音的巨大而可怕的傳統(tǒng)方面，《老照片》現象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高諤先生的闡釋，無疑讓我們更清晰地知道了自己在做什么。

吳法憲將軍的女兒吳錦秋教授曾告訴我說，她也去德國參加了那個中國近代史的學術會議，見到克雷布教授，一個白發(fā)蒼蒼的美國老頭，懷抱一摞《老照片》上臺去宣讀論文……

退休后，高諤先生有時會帶旅游團來中國，還來濟南與我見過兩次。一次我?guī)タ袋S河，老先生的腿剛動過手術，拄著拐杖，沿小路從大堤上跌跌撞撞下到水邊，高興得像個孩子。他彎下腰，從岸邊抓了一把泥沙攥在手里，說自己從沒離黃河這么近過。

張：您在對比1949年春與同年5月京、滬兩地解放軍進城的照片后，發(fā)現“共產黨對古都北平的接管，其文化上的差異并不怎么明顯，蓋因北京到底還是保留了更多的農耕文明的元素，是一個集農耕文明之大成的所在，而上海則完全是近代工商文明的產物，在占領與接管者眼中是一種‘異己’的存在，有著更多的難以把握的因素?；蛟S正因為如此，在接下來的社會主義改造中，上海才比別的城市經歷了更多的陣痛吧”。

如此說來，“比較研究”是影像研究中一種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論了？將之應用于迄今走過十七年歷史的《老照片》，您還發(fā)現了哪些有趣的主題？

馮：是啊，影像的直觀性確實更便于做這種“比對”，有些文化上的差異，甚至不用怎么去特別研究，照片擺在那里，往往就一目了然了?！独险掌防锟鲞^一組聯合國軍戰(zhàn)俘營的照片，再現了朝鮮戰(zhàn)爭期間被俘的聯合國軍戰(zhàn)俘的日常生活。被俘，在他們看來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尤其當發(fā)現志愿軍方面對他們并不歧視，也不打罵時，就徹底放松了，在戰(zhàn)俘營里安之若素。關鍵是在他們本國，并不認為被俘是丟人的事兒，被俘期間，他們軍銜照升，薪水照發(fā)，由所在部隊按時寄到他們家中。更有意思的是，戰(zhàn)俘營安排他們觀看話劇《白毛女》，看完后，他們竟認為楊白勞借了黃世仁的錢就該還，但因楊白勞不還錢就搶人家女兒是違法的，黃世仁應該走法律程序以討回債務，到法院去告楊白勞，而楊白勞也不該因女兒被搶就喝藥自殺，他也可以去法院告黃世仁……

看了這些，還用再說什么嗎?中西差異之種種，一切盡在不言中了。

張：對比1951年毛澤東與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潘光旦會議間隙交談后“僅有的一幅以背影面世的照片”以及蔣介石1949年年初“下野”后在奉化老家祭祖時與蔣經國俯瞰家鄉(xiāng)的背影照片時，您又發(fā)現“以領袖需以正面、高大形象示人的構圖標準來衡量，許多時候并不完全取決于黨派的意識形態(tài)，恐怕還有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深層影響在里面”。

晉永權先生在其專著《紅旗照相館：1956—1959年中國攝影爭辯》（金城出版社，2009年1月）中，也回溯過當年那場“新聞攝影組織加工與擺布問題大討論”?？梢哉f，追求整齊劃一和高度完美的“權力美學”在我們這里是一以貫之的。但這一兩年，新創(chuàng)雜志尤其是強調“輕幽默，有情趣”的《壹讀》特別喜歡選登西方政治人物做鬼臉甚至打瞌睡、挖鼻孔等搞怪照片，您如何看待這種中西差異？

馮：中西之間“權力美學”的差異，既有歷史文化上的，也有制度上的。在中國的傳統(tǒng)理念里，領袖要高大、完美，神乎其神，高高在上，只有這樣才能維系其統(tǒng)治的威嚴與合法性，假如看上去與凡夫俗子并無二致，你當的什么領袖？西方則不同，自從結束了封建貴族統(tǒng)治之后，尤其是隨著民選制度的日益成熟與完善，西方領袖的形象已越來越趨向平民化。而文化與制度相較，影響“權力美學”的，最關鍵的還在于制度。比如臺灣，文化上與大陸這邊可謂一脈相承，但從蔣介石到蔣經國，到李登輝，再到陳水扁、馬英九，經過了從專制到解禁再到憲政的轉變之后，領導人的形象也一步步平民化了。假如現在像西方那樣，在報紙上、電視里出個馬英九挖鼻孔的照片或鏡頭，在臺灣也沒人大驚小怪了，當政者也無權去阻止這樣的畫面?zhèn)鞑ァ５箨懶袉幔靠梢?，說到底還是制度的原因。

張：書中您也不時提及《時代》攝影記者伯恩斯（Jack Birns）對中共1949年接管上海前夕情形的記錄，以及外國攝影家塞姆·塔塔（Sam Tata）的畫冊《上海1949年：一個時代的

終結》、安東尼奧尼導演的紀實影片《中國》等“他山之石”，主編《老照片》十七年來，您會不會有意識地留意一些有代表性的西方攝影家和經典影像作品？

陳丹青先生十余年前就向您推薦羅蘭·巴特和蘇珊·桑塔格詮釋攝影的著述，您的新書中也偶爾引用《明室：攝影札記》、《論攝影》，但您在后記中也承認“對于他們的理念，我不好說領略了多少，卻由此知曉了，還有另外一些打量照片的窗口與視角”，我覺得您理解藝術和影像的方式及個人風格可能還是和陳丹青不太一樣—他詮釋魯迅時還會引用現象學大師胡塞爾的相關論述 ，您的“理論化”程度其實還是有限的？老照片之于您最重要的價值，其實還是紀實和記錄等文獻價值，而不在形而上的維度？

馮：1996年創(chuàng)辦《老照片》前后，法國攝影大師馬克·呂布曾在北京舉辦過一個展覽，展出了一些他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來中國拍攝的照片。那個展覽我沒有去看，但我從相關報刊上看過對這些照片的零星介紹，像1950年代在北大學生宿舍打毛衣的女學生，1960年代湖南某水利工地的大學生，1960年代天安門廣場的一次集會，還有透過窗戶拍攝的琉璃廠的街景……馬克·呂布即時抓拍的中國人的日常生態(tài)，與同時期新華社發(fā)布的那些新聞照片形成鮮明對照，讓人耳目一新。伯恩斯和塞姆·塔塔那些照片，以及安東尼奧尼的影片《中國》則是后來才看到的。這些西方攝影家鏡頭下的中國，實際上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參照，這種參照無形中也影響到我們對《老照片》的把握。早在《老照片》第二輯的“書末感言”《視角》里，我即由馬克·

呂布和安東尼奧尼聯想到美國作家愛默生，寫道：“美國作家愛默生曾不無風趣地談到變換視角的奇妙，他說，哪怕你頭朝下試圖從雙腿間向外看，也會發(fā)現一幅美妙的風景。由此想到，《老照片》提供給讀者的，除了已逝的生活、已逝的場景，還應有各種各樣的視角?！?/p>

您說的沒錯，我的“理論化”程度的確有限，十幾年來，很大程度上是憑著感覺在做這件事。我和陳丹青先生對于理解藝術和攝影的差異，不是風格不風格的問題，在他面前我就是一個門外漢，無法相提并論。后來雖經丹青先生推薦，讀了巴特和桑塔格關于攝影的一些論述，所感所悟，對觀看和理解照片也不無啟發(fā)，但之于巴特或桑塔格的影像理論體系，也不過皮毛而已。現在想想，《老照片》辦成如今的樣子，與我個人的知識結構和興趣所在實有很大關系，如果換了另一個人，比如一個具有您所說的“形而上”維度的人，《老照片》可能就是另一種樣子了。

張：《曾經的“蜜月”》一文中，您重點解析了1969年3月珍寶島戰(zhàn)役之后同年9月周恩來與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機場會晤的一幀照片，盡管當時兩國關系劍拔弩張，雙方在胡志明葬禮前后就這次會晤的地點選擇幾經博弈，但正式會面后還是笑容滿面的，以至于讓您感到詫異的是“照片上兩個人那‘老友重逢’的親切，那并非出于外交禮儀的欣悅”，您還提到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即“蘇聯已經在上個世紀末走進了歷史，而中國與它的告別卻仍道阻且長。中國只有在完成了上述告別（逐步告別同樣舶自蘇聯、建立在計劃經濟之上的政治體制）之后，與蘇聯—那個如今已經不復存在的國家間的情仇恩怨，才會有個真正的了斷”。

在讀完這篇文章后，我專門查閱了沈志華教授的專著《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新華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發(fā)現書中所收錄照片主要來自大連市檔案館和新華社的歷史圖片—兩國蜜月期的中國國內媒體的宣傳當然是以突出蘇聯來華專家如何熱心援助中國的主題為主，也有一些當時的宣傳畫。但在赫魯曉夫執(zhí)政后期即中蘇關系走向分裂的1958年至1960年期間，沈著所收錄的照片就明顯減少了，如果對照您主編《老照片》期間所接觸的反映此時段中蘇交惡的照片，是不是中蘇關系惡化以后，新華社等官方宣傳機構在這方面的宣傳基調的調整還有一個過程，所以這類照片相對較少？又或者當時中共高層擔心公開交惡的情形會引起普通群眾的思想混亂，從而有意識地控制和減少此類照片的刊布？

馮：中蘇交惡，最初只有上層知道，下層還蒙在鼓里，基本上是內緊外松的狀態(tài)，1958年至1960年蘇聯援華專家還在照常工作，但隨著“蜜月”的降溫，當局對中蘇關系的宣傳刻意減少，也是完全可能的。

大約2000年前后，有一次我到新華社照片檔案館去選圖片，我提出要選幾幅1960年中蘇交惡后的照片，當即遭辦公室里一位主事中年女干部訓斥：“你為什么專門選中蘇交惡的照片，不選中蘇關系好時的照片？”我一下愣住了，支吾道：“因為我想在《老照片》里呈現中蘇交惡的那段歷史。”我話音未落，她一句話給我堵了回來：“你們?yōu)槭裁床怀尸F中蘇關系好的那段歷史？”見這架勢，我只好轉身離去。結果照片沒選著不說，還被“訓誡”了一通。這位女干部秉持的還是傳統(tǒng)的新聞觀，在她看來，如今中俄關系已經恢復正常了，你還去翻騰中蘇交惡那些事，往輕里說是吃飽了撐的，往重里說是沖犯大局?？梢姡侣劜块T從來都是為現實政治需要服務的。

張：在《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中，我還發(fā)現中蘇關系趨向惡化之后兩幀殊可對比的照片：一是“在1959年9月30日國慶招待會上，毛澤東一臉嚴肅地向赫魯曉夫敬酒”—手持酒杯的赫魯曉夫略略頷首，還帶著一絲笑意，毛右側的胡志明則笑意盎然，不知是否有緩和尷尬氣氛的意味；一是“1959年10月4日上午，赫魯曉夫率蘇聯黨政代表團離京回國，毛澤東、劉少奇到機場歡送”—毛和劉都滿臉堆笑。

兩幅照片中的“一臉嚴肅”和“歡送”之間只隔了三天，再對照沈志華教授援引的其間也就是1959年10月2日赫魯曉夫與毛澤東的會談記錄，發(fā)現兩國領導人當時其實吵得不可開交，赫魯曉夫指責道：“米高揚（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同志在中共八大上講話時，你（毛澤東同志）離開了會場。這是一個示威的舉動，米高揚同志也可以離開。事實上，我也可以收拾我的提包，然后離開，但是我不會那樣做”、“當匈牙利事件爆發(fā)時，周恩來同志到我們這里來，給我們上課。他譴責我們對比薩拉比亞和波羅的海國家的做法。我們聽了這一課”，赫魯曉夫甚至還和陳毅吵起來，聲稱：“如果你認為我們是機會主義，陳毅同志，你就不要把你的手伸給我，我不會同你握手的”—陳毅也針鋒相對地回應稱“我也不會，我告訴你，我不怕你發(fā)怒”。

對照毛澤東1959年“一臉嚴肅地向赫魯曉夫敬酒”這幀照片和您引用的那幀周恩來與柯西金1969年“老友重逢”的照片，您真的相信“那并非出于外交禮儀的欣悅”嗎？據此感受推測“照片里自然流露的親切與欣悅，卻不能不讓人想起那久違的‘中蘇蜜月’”，這一結論還可靠嗎？

馮：從以上的口角里，不知您留意到了沒有，那時中蘇領導人之間的爭吵，你來我往，就像小孩子鬧意氣。我倒覺得他們惡語相向也好，笑臉相迎也罷，都是真情的流露，有點像情人間的慪氣、使小性子，因為骨子里他們都認為自己是馬列主義的信徒，畢竟還是同志。理解了這一點，對1964年赫魯曉夫下臺以后，中共即刻派出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黨政代表團，赴莫斯科與蘇聯新領導人直接會談，試圖改變和重建兩黨兩國之間的關系，也就不會覺得突兀了。

平心而論，最高層近于癲狂的理想主義與他桀驁的個性，在很大程度上主導了中蘇關系的走向。在蘇聯人眼里，中國可能是個不怎么著調的盟友（有點像我們今天看朝鮮）。那幾年里，中國今天“大鍋飯”，明天“大躍進”，一會兒超英趕美，轉眼又鼓吹“世界革命”……不光讓赫魯曉夫不知所措，摸不著頭腦，他的那些戰(zhàn)友們，劉少奇、周恩來他們就真能揣摩到毛澤東的心思、跟上他的步調嗎？在國與國關系中，中蘇關系很復雜，也很微妙，不好以常理去推論、去看待。

具體說到這張周恩來與柯西金會面的照片，還有一個背景不能忽略：經過這次會見，雙方達成了恢復解決中蘇邊界問題的副外長級談判，讓劍拔弩張的關系多少有了一些緩和?？紤]到這一點，兩位領導人發(fā)自內心的“欣悅”也就更容易理解了吧。

張：在傳統(tǒng)媒體和傳統(tǒng)出版都受到新媒體嚴峻挑戰(zhàn)的當下，請您預測一下《老照片》的未來。

馮：《老照片》的未來還真不好預測。陳丹青先生希望《老照片》“一如其舊”，這是一個不錯的建議。在這個變幻莫測的時代，不妨以不變應萬變，聽天由命吧。

2014.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