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托派不會看著陳獨秀“混淆視聽”的言論無動于衷。1938年，它以決議對陳獨秀作出批判：陳獨秀“完全采取了‘超黨’的，即‘超階級’的立場”。他“一貫地充滿機會主義精神，即充滿了站在各黨派之間、站在政府與民眾之間的調(diào)和主義精神，這是根本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對階級’的基本觀點”。他“公開叫民眾‘要相信政府有抗戰(zhàn)決心，是不會中途妥協(xié)了’。這完全是替國民黨政府作宣傳筒，結(jié)果即是欺騙民眾”。他“主張‘民族利益高于黨派利益’，這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上，也是錯誤的?！@根本是反動的思想”37。

這份決議嚴厲指責陳獨秀，但托派領(lǐng)導人還希望調(diào)和彼此分歧。10月底，托派派遣陳其昌到江津探望陳獨秀，同時帶了托洛茨基給李福仁的信（要陳獨秀去美國）以及托派的決議。

但陳獨秀毫無與中國托派和解的意愿，他對陳腐而咄咄逼人的批判已經(jīng)厭倦了，認為爭論除了加深雙方隔閡，毫無積極意義。出于這種心思，他甚至不愿再與中國托派領(lǐng)導人對話，11月3日，他直接寫了封致托洛茨基的信：我們的集團自始即有極左派傾向?！罕娧壑锌匆姷摹巴信伞?，不是抗日行動，而是在每期機關(guān)報上滿紙攻擊痛罵中國共產(chǎn)黨和國民黨的文章，因此使史大林派（史大林，現(xiàn)譯為斯大林，“史大林派”，是中國托派對中共的稱呼—引者）的“托派漢奸”的宣傳在各階層中都得到了回聲，即同情于我們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對的究竟是誰?！@樣一個關(guān)門主義的極左派小集團（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當然沒有發(fā)展的希望；假使能夠發(fā)展，反而是中國革命運動的障礙。38

在這封信中，陳獨秀將他對中國托派的看法用尖銳的言詞表達了出來。

無論是陳獨秀聲明“不屬于任何黨派”的自白，還是他在致托洛茨基信中對中國托派不留余地的批判，鄭超麟始終不認為這是陳獨秀脫離托派的證據(jù)。他當年這么認為，幾十年后仍這么認為。鄭超麟在晚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一九三八年春在武漢聲明他不屬于任何黨派。人們往往以為這是他正式聲明脫離托派，我始終以為這是‘外交辭令’。……他在同一年秋天就寫了這樣一封信給托洛茨基了，試問：這封信像是一個脫離了托派組織的人所寫的么？”39在鄭超麟看來，陳獨秀更多地是以“恨鐵不成鋼”的心態(tài)寫下這封信的。

平心而論，僅從陳獨秀這封信的謀篇立意分析，說他與中國托派仍有著某種割舍不斷的牽連不是沒有道理的。但若將眼光放開，將陳獨秀晚年的一系列言行與托派的政治主張相比較就會發(fā)現(xiàn)，他不僅在組織上與“關(guān)門主義”的中國托派無法合攏，彼此思想上的差距更是不可以道里計。既然組織上、思想上都與中國托派脫鉤了，那么，再堅持晚年陳獨秀仍是托派一員似乎就過于一廂情愿了（晚年的陳獨秀顯然不會糾纏于這個問題）。不能不說，在陳獨秀與中國托派的關(guān)系問題上，鄭超麟的觀點確實有著以個人意見過度解讀陳獨秀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