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飛力（Philip A. Kuhn）《盜魂者：1768年的中國妖術恐怖》（Soulstealers：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講的是清代江南發(fā)生的剪發(fā)盜魂案。也許，他先看過江紹原在1928年寫的《發(fā)須爪──關于它們的迷信》，我在讀孔飛力的書時，總是想到這部書。同樣講剪發(fā)習俗，我看到的還有高國藩《中國民俗探微》，這本書用的是敦煌資料，專門列了《頭發(fā)巫術》和《指甲巫術》兩章，內容比江紹原的還要豐富。

可是，孔飛力用力處與他們不同，雖然他也很仔細地討論了剪發(fā)風俗。比如，在第一章中他提到“地方上妖術迷信風行”，并舉例說“盜魂”就是其中之一。這是相信從身體上分離出來的某種存在物如男子的辮發(fā)，加上“插入土地的寫著死者姓名的木牌”可以咒人、“用迷藥迷之，并剪其頭發(fā)，最終可以使其人死去”。但是他注意的是，有地位的官僚如何看這種現(xiàn)象呢？“有三種可能，一是盜魂巫術只不過是謊言，并不相信此事的真實性，二是雖然有這種犯罪剪人辮發(fā)，將受害者姓名置于橋頭的壞人，但這種行為只是單純的迷信，三是相信其不僅是妖術，有事實上的效力，而且可以獲得這種能力?！?/p>

從這里，他開始進入政治與社會的分析，讀孔飛力的這部書，覺得他似乎并不只是關心“剪發(fā)盜魂”這種妖術本身，他在書中反復追問的是，對于1768年由于“盜魂”而引發(fā)的社會動亂應該如何理解，“這一事件波及范圍有一兩個省，其引起的震撼從農村到朝廷，這些征象出現(xiàn)在號稱繁榮的時代，究竟是對未來的警示，還是只是提醒人們注意近代的妖術”？顯然，他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妖術引起的政治性反應上，他通過這樣一樁奇特的案件所引起的政治恐慌，皮里陽秋地描述著地方官員對中央的陽奉陰違，以及皇帝借用這一事件對地方官吏的整肅和箝制。比如，在第九章中他分析涉及這一危機中的大量文件，他說他看見的是“兩重映像”，在這些文件的正面，“清晰地映射出來的鏡像之一，是社會上每天在清查妖術”，但是在鏡子背后，卻更多地顯現(xiàn)出“文件的撰寫者與閱讀者之間的關系”，在正面看到的是作為制度、機構的中國，但是在背面看到的是作為文化、系統(tǒng)的中國。在正面這個中國，是一個由征收賦稅、維護秩序、執(zhí)行征伐等等設立的政府，而在背面的這個中國，才是一個“在金字塔式的等級社會秩序中，由有聲望、有權力，擁有穩(wěn)定職位和晉升渠道的人們的關系構成的官僚主義的獨裁制度”。而整個的“剪發(fā)盜魂案”就被他放置在這樣一種閱讀背景中，成了透視晚期中國帝制社會的一個文本，所以他說“關于某個事件的各種文書，不僅與征稅報告、叛亂緊急通報等等一樣，敘述和記載著客觀事實，同時它還反映著撰寫者的政治性需要，閱讀者必須這樣閱讀才可以理解”。

因此，1786年的“剪發(fā)盜魂”事件，便被孔飛力放置在中國近代的社會變遷線索中，透過這一案件，他看到的不是一個民俗的現(xiàn)象，甚至不是一個民眾思想史的現(xiàn)象，而是中國政治結構何以面對近代的歷史問題，在這一案件的審理中映射出來的種種中國社會癥結，似乎表明了中國歷史的迂曲和艱難。

（1998年2月19日、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