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

光緒二十三年（1898）十二月初四，孫氏讀《天演論》，突然悟到“世儒多以欲屬人，而理屬天，彼獨以欲屬天，而理屬人”，覺得這是中西一大分別，中國崇尚“天理”，卻不知道“天理”其實是“人”想出來的，倒是“人欲”卻是“天”生的。但是，這個道理百年前的戴震不就說過了么？

倒是他對常識的懷疑，使他注意到經(jīng)典之外的資源。那個時候的人，受到時代巨變的刺激，便常常走出經(jīng)典，不再局限于讀科舉所需之書，中國、歐洲和印度的各種知識在頭腦中攪成一團，無形中形成互相比較和詮釋。比如他覺得，“天演說”始于額拉吉來達，嗣于德謨吉拉圖，中變于斯多噶，便說額拉“為歐人智學之祖，大旨以變言物，故謂萬物有已過、未來而無現(xiàn)在，與中土《易》理合?！兑住费约葷?，即額拉之已過、未來也”，而德謨“生于春秋定、哀間，以富人子游學……在古人中最先創(chuàng)莫破微塵之說者，近代化學宗之”，特別是斯多噶，他想到了印度，“始創(chuàng)為造物主宰，以為無不知，無不能，蓋近婆羅門八明之論，而額拉氏所未言者也”（156頁）。

他好讀佛教尤其是相宗之書，如《百法明門論》、《唯識三十論》、《相宗八要》、《八識規(guī)矩》等等，而且還好從佛教聯(lián)想到《天演論》等西書，從西學聯(lián)想到佛學。這一風氣可能影響了不少人，比如初七這一天，他和章太炎一道聊天，就說到西方人說蚊生水中，應(yīng)當就是“水中微生物所變，故謂化生”，而不是所謂卵生或濕生。他引了《楞嚴經(jīng)》所謂“濕以合感，化以離應(yīng)”，說“離者即以此化彼之謂也，合者當為兩種質(zhì)相配而成”。他覺得，西學與佛學都注意到了觀察生物變化，所以，他反過來批評宋儒“講空理多，有空而無理，然亦能妙緒環(huán)起者，不過善繪其空之狀態(tài)而已，反近于詞章”（157頁）。光緒二十八年（1902）三月十三日，他又在日記里面說，男女媾精“精中有微生物曰精蟲，此近日全體學大明，為人所恒言”，就想到佛書中早就有類似的內(nèi)容，“《大論》云：身內(nèi)欲蟲，人和合時，男蟲白精如淚而出，女茶赤精如吐而出”，覺得佛教不僅和西學相通，甚至比西洋人更先知先覺（503頁）。

新知識進入異域，常常首先是好奇的道聽途說，然后是在自家倉庫里找東西解釋，郢書燕說導致對傳統(tǒng)知識的瓦解，接著則是原教旨式的追根究底，最后仍然回到所謂“創(chuàng)造性或歪曲性的再理解”，這是否是一種規(guī)律？

（1995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