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其他政治組織力圖表現(xiàn)得比非國大更為激進，反對任何與“敵人”談判的建議，并視此為軟弱的標志。泛非大及其武裝組織阿扎尼亞人民解放軍甚至在談判進行期間仍在堅持武裝斗爭。非國大內(nèi)部也有人對此表示同情。曼德拉必須和所有這些人進行競爭。

他需要極大的政治勇氣、技巧和權威，才能領導其組織與他同行。幸運的是，他和其他領導人都認為應該走這條路。曼德拉先生也得到了黨內(nèi)對年輕黨員具有號召力的一些激進分子的幫助和支持。例如，頗受尊敬的共產(chǎn)黨總書記喬·斯洛沃就堅決支持整個談判、妥協(xié)與和解的進程。他為說服狂熱分子接受所謂“夕陽條款”，保證前政權的政府官員或公務員在過渡時期不失去工作，作出了主要貢獻。只有具備斯洛沃這種威望的人，才能說服那些想要懲罰種族隔離仆從的人接受這一妥協(xié)方案。毫無疑問，貫穿于整個談判過程的這種精神正是來自非國大一方。

在歷史性大選前夕被暗殺的克里斯·哈尼，在城鎮(zhèn)的激進青年心目中享有不可撼動的地位。他曾是非國大武裝組織“民族之矛”的領導人之一，并接替斯洛沃擔任了共產(chǎn)黨總書記。因此，他有無可指摘的威信，大部分年輕人對他一呼百應。作為一個搞軍事的人，如果選擇對抗談判進程、與希望繼續(xù)武裝斗爭的人站在一邊，他本可以把很多人吸引到自己周圍。相反，他以自身的威望，走遍全國，敦促年輕人今后成為“和平戰(zhàn)士”，并得到了積極的響應。

在南非歷史的緊要關頭，我們幸運地看到，種族界限的兩邊都有出色的領導人，他們?yōu)榇龠M和平、寬容與和解，將自己的政治生涯和生命都置之度外。我在訪問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qū)同樣在經(jīng)歷沖突或處理沖突與壓迫的遺留問題的國家時，他們幾乎無不嘆息他們沒有具備曼德拉的境界、勇氣、地位和眼光的領導人，也沒有像德克勒克那樣有勇氣和理智退出舞臺的人。

納爾遜·曼德拉的確是非國大致力于和平與和解的光輝化身，但他不是唯一的一個。還有一些較為年輕、知名度較小的人，同樣經(jīng)歷過種族隔離的夢魘，同樣也從痛苦中解脫了出來，尋求為受傷和分裂的民族撫平創(chuàng)傷，而不是報復仇敵。例如，帕特里克·“恐怖”·雷克塔和波波·莫雷夫就是政治屏幕上冉冉升起的新星。他們曾是歷時最長的、以審判所在地東蘭特的一個小鎮(zhèn)命名的所謂德爾馬斯叛國案的被告。兩人都蹲過一段監(jiān)獄，并在羅本島結識了曼德拉這樣的傳奇人物。兩人又都當選為新南非的省總理，“恐怖”和另一位省總理多齊奧·塞克斯瓦里都對我們主教團熱情贊揚教會在南非，特別是在教育上所起的作用。他們說，他們致力于和解，是因為看到并受到了基督教會的影響。

當民主到來時，波波·莫雷夫成為西北省的總理。不久，他在省會組織了一次集會，感謝教會理事會和其他人在德爾馬斯審判期間給予的支持。前美國駐聯(lián)合國大使安德魯·揚到場，并和我在主桌相臨而坐。他說，他問波波坐在總理旁邊，并作為接受禮物的人之一的那位白人是誰。揚說當波波告訴他答案時，他幾乎驚呆了：“他就是審判我們的法官。”

顯然，教會為在我們國土上正在發(fā)生的一切作出了貢獻，當然其過程和牧師隊伍也難免良莠不齊?？梢哉J為，如果沒有這種影響，事情會有所不同。在我們斗爭最艱難的時刻，當大部分領袖要么身陷囹圄，要么被流放或軟禁的時候，教會領袖被推到了斗爭的最前線，并為教會贏得了特殊的威望—在人們受難的地方，出現(xiàn)的是荷蘭新教教會的前領袖阿蘭·博薩克，南非教會理事會秘書長弗蘭克·契卡尼，循道宗教會前首領彼得·斯多利，阿非利卡公會最為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南非教會理事會的另一秘書長貝葉爾·納武德，德班羅馬天主教前大主教德尼斯·赫爾利以及其他一些宗教的領袖。因此，當他們宣講寬容與和解的時候，人們都在洗耳恭聽，這也是他們贏得的榮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