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我被選進德蘭士瓦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執(zhí)行委員會，在德蘭士瓦省非洲人國民大會主席C. S.拉默哈諾的領導下工作。這是我在非洲人國民大會中的第一個正式職務，它代表著我獻身這個組織的一個里程碑。直到這個時候，我所作出的犧牲僅僅是周末不能在家陪伴我的太太，晚上回家很晚。我沒有直接介入任何大的運動，我還不懂得一個自由戰(zhàn)士的生活是何等危險和困難。我不必為我的獻身而付出大的代價。自從被選進德蘭士瓦省執(zhí)行委員會，我開始認識到自己與非洲人國民大會是一個整體，不論是希望還是失望、成功還是失敗，我此時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事業(yè)之中。

拉默哈諾是另一個讓我受益匪淺的人士。他是一個堅強的民族主義者和卓越的組織者，能權衡不同的看法，從而達成折中。盡管拉默哈諾不同情共產(chǎn)黨人，但是他仍然能夠與共產(chǎn)黨人很好地交往。他認為，非洲人國民大會是一個全國性的民族主義組織，應該歡迎一切支持我們事業(yè)的人。

1947年，在印度非暴力反抗運動的啟發(fā)下，埃克蘇瑪、達杜、奈克分別以非洲人國民大會、德蘭士瓦南非印度人大會和納塔爾南非印度人大會主席的名義簽署了“醫(yī)生公約”，同意聯(lián)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這是朝著非洲人與印度人聯(lián)合在一起所邁出的重要一步。不是創(chuàng)立一個核心政體去領導所有的運動，而是同意在共同利益問題上開展合作。后來，“非洲人民組織”（APO）也參加了這一合作。當時，非洲人民組織是一個有色人的組織。

不過，這種協(xié)議至少是一種嘗試，因為每個民族集團所面對的問題不盡相同。例如，“通行證法”只影響印度人和有色人，而《猶太人法》對印度人的抗議活動是一種促進，但對非洲人也有影響。有色人當時更關心種族劃分和工作保留問題，而這些問題并沒有嚴重地影響到非洲人和印度人。

“醫(yī)生公約”為將來非洲人、印度人和有色人之間的合作奠定了基礎，因為它關系到每個民族的獨立，并且也說明通過一致行動可以獲得成效?！搬t(yī)生公約”在全國促成了一系列非激進的反政府運動，其目的是把自由斗爭中的非洲人、印度人團結在一起。在這些運動中，首先是第一次德蘭士瓦和奧蘭治自由邦人民公投選舉大會，這是一個把選舉權推廣到全南非的運動。在我主持的一次非洲人國民大會緊急會議上，埃克蘇瑪宣布了此事。當時我認為，這一運動將在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控制之下進行，但是，當我得知非洲人國民大會不準備領導這個運動的時候，德蘭士瓦執(zhí)行委員會決定，非洲人國民大會應當立即從運動中退出。當時，我的想法是非洲人國民大會應該只介入自己領導的運動。與關心運動能否成功相比，我更關心誰能獲得信任。

即使在退出運動之后，非洲人國民大會德蘭士瓦省主席拉默哈諾又發(fā)表了一個緊急聲明，號召本省非洲人參加普選，明確反對德蘭士瓦執(zhí)行委員會的決定。這是執(zhí)行委員會不能容忍的背叛行動。在為解決這個問題舉行的一次會議上，有人要求我提出一個不信任動議，反對拉默哈諾違反執(zhí)行委員會的決定。我感覺在義務與個人忠誠之間、組織責任與個人友情之間存在著尖銳矛盾。我十分清楚，我將要譴責的是這樣一個人的行動——我對他的忠誠和奉獻毫不懷疑，他在解放斗爭中的犧牲遠比我的犧牲要大；我知道，他號召采取的這種行動實際上是崇高的行動，因為他認為非洲人應該幫助他們的印度兄弟。

但是，拉默哈諾違抗上級的決定，其性質(zhì)是嚴重的。雖然像非洲人國民大會這樣的組織是由個體組成的，但是，它比任何一個個體都要大，忠于組織勝過忠于個人。我同意帶頭對他展開斗爭，于是提出了譴責他的動議。這種譴責得到了奧利佛·塔博的支持，這在非洲人國民大會內(nèi)部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支持其主席的與會者與站在執(zhí)行委員會一邊的與會者之間展開了唇槍舌劍，會議在混亂中收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