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瀾：我記得您在寫一篇文章的時候說，當您看到過去農村都集體所有制，后來又包產到戶，白鹿原上又開始砸各種木板、界碑，大家又要開始自己種自留地的時候，有一種巨大的歷史的倒退。

陳忠實：我們區(qū)上領導把我安排到灞河邊上的一個公社，就是現在的鄉(xiāng)鎮(zhèn)。我們兩個人作為一個工作組，一個村子一個村子去給農民分土地、分牲口，把集體的牛馬讓農民通過抓鬮兒抓回去，誰抓回去就是誰的了。把牲口分到每家每戶之后，已經到半夜了，月光朦朧，騎著自行車回我住的時候，我突然意識到，我跟三十年前的柳青正好相反。柳青當年在長安縣走村串巷，說服農民把土地歸攏到一塊，建立合作社；三十多年后，我在渭河邊上，再把合作社的土地一塊一塊分給農民。那么這三十多年來，作為我老師的柳青和我的做法，正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三十年啊，三十年起碼過去三代人了，那么這三代人在這三十年內，經歷了什么？為了了解1949 年以前的陜西農村，給《白鹿原》的創(chuàng)作積累素材，陳忠實前往西安周邊各縣查閱縣志。1986 年的一個晚上，當他在長安縣旅館住下時，一位朋友來訪，似有不解地問他：“你到長安縣花時間下功夫查資料，你到底想弄啥？”借著酒勁，陳忠實坦誠相告：“我想給我死的時候有一本墊棺作枕的書。”

楊瀾：您當初要寫這本書，如果給一個必須要寫、不得不寫、不寫不行的理由，那又是什么呢？

陳忠實：因為我從初中就喜歡文學，大半生都在業(yè)余寫作。這個就作為一種個人愛好，完全是指向自己人生的一種興趣吧。你喜歡了一輩子文學而沒有扔開，還在喜歡寫作，那么起碼有一部，能讓自己持續(xù)了一生的心愿吧，愛好能得到一種慰藉。那個時候朋友聊天，喝了點酒，朋友問說你這個小說下這么大功夫，到處跑著搜集、查閱史料，到底要寫什么??？我說我要給我死的時候，做一部墊棺作枕的書。

楊瀾：這有點青梅煮酒的意思。我覺得所有創(chuàng)作文學藝術的人，需要有這么一點狂傲的。

陳忠實：這不是狂傲，這是完全指向自己的。給我做墊棺作枕的書，不是要在世界上造成啥影響，是完全安慰自己這個喜歡文學，幾十年這個心情。1985 年，正當陳忠實的創(chuàng)作生命發(fā)生轉折之時，20 歲的王全安也找到了人生新的方向—— 他突然萌發(fā)了拍電影的欲望。

王全安：我當時在法國談的那個女朋友是蘇聯(lián)的。當時蘇聯(lián)也有一個文藝代表團，他們的翻譯是個法國人，她會講俄語，我拍電影的原因就是這樣產生的。有一天她跟我說有一個法國電影她特別喜歡，一個叫《老槍》的電影。她說這個事兒是真事，就發(fā)生在附近，有一隊德國兵把一個村的法國人都殺害在一個教堂里，我們去看看。去看了以后，就看到那個確實很真實，那個教堂，那個講解員我都很熟悉那種口吻，有點像我們講革命史的那種口吻。

楊瀾：很凝重的那種？

王全安：對，那個語調我很熟悉。也許是我看到這個姑娘談到電影的時候那么欣喜、那么眉飛色舞，說起她小時候好像還參加過一個電影的時候。就那個下午，你突然好像覺得電影跟你有了聯(lián)系。就是我為什么不拍電影呢，我也應該拍電影，我也可以拍電影，拍電影可以讓一個異性這么喜歡。所以就在那個時候，我就下了一定要拍電影的決定。1987 年，王全安考入北京電影學院，畢業(yè)后被分配到西安電影制片廠擔任導演。由他編劇并執(zhí)導的電影《驚蟄》《圖雅的婚事》《團圓》等，在國際電影節(jié)上屢獲大獎。而他對于中國當前社會現實的關照、獨特的電影語言，也讓他成為中國第六代導演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