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4 年，農(nóng)歷甲午年。

這一年的春夏之際，因為不堪忍受政府的殘酷壓榨，朝鮮半島爆發(fā)了大規(guī)

模的東學農(nóng)民起義，起義者將朝鮮近代以來痛苦命運的根源歸結為吏制腐敗和政治黑暗，以及西方列強尤其是鄰國日本長久以來的欺凌，提出了發(fā)揚傳統(tǒng)的儒家東學，驅逐抵制東西洋西學，“主擊倭洋”的宗旨，將維護儒家經(jīng)典和民族傳統(tǒng)作為起義的理論基礎。在“除暴救民”、“逐滅洋倭”等口號號召下，東學徒眾席卷城市，一路打擊貪官，開倉放糧，響應者甚眾，半島為之震動。

5 月31 日，起義軍更是攻克了朝鮮南方重鎮(zhèn)全州，兵指首都漢城，形勢逼人。遭遇席卷而來的起義，朝鮮李氏王朝政府曾數(shù)次派兵鎮(zhèn)壓，甚至請求中國派出駐韓的北洋海軍部分艦船幫助協(xié)同，出動了經(jīng)中國武裝和訓練的西式新軍——京軍壯衛(wèi)營前往戡亂，但都歸于無效，一一鎩羽而歸。為盡快收拾近乎潰爛的局勢，防止列強趁機插足干涉朝鮮內政，在中國駐朝總理交涉通商大臣袁世凱的居間建議下，朝鮮政府經(jīng)過權衡，決定向中國照會乞援，請求宗主國直接出兵幫助戡定內亂、綏靖局勢。

朝鮮半島自古以來曾長期是向中國歲修職貢的屬地，過問這個傳統(tǒng)屬邦的內政，在當時清政府看來無疑是天經(jīng)地義的既有權力，但是緊鄰著朝鮮半島的東瀛島國日本也對這塊三韓之地窺伺已久了。自明治維新以來，國力日盛的日本隨著自身實力的不斷膨脹，受限于本國國土狹小資源匱乏，急欲挑戰(zhàn)原有的東亞格局，擴大所謂“生存空間”，“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于四方”，實現(xiàn)向大陸擴張領土的野心。為尋求進軍大陸的跳板，朝鮮半島上政治腐敗國力積弱的小國朝鮮，自然而然成為其首先征服的目標。日本政府于1882 年、1884年先后分別挑起壬午、甲申事變，企圖利用朝鮮的親日派，以及朝鮮大院君李昰應與國王李熙、王后閔氏之間的矛盾，促成朝鮮國內發(fā)動政變脫離中國，建立親日政權，但是由于中國在兩次事件中都采取了較為激烈的強硬措施，加上朝鮮政府內親華派的極力抵制，使得日本始終未能得逞。

當時的中國政府上下盡管目睹了日本接連挑起釁端，開始認為日本“終為中國永久大患”，但出于珍惜中法戰(zhàn)爭結束后難得的和平局面，以及對于蕞爾小國日本自古以來的輕視，認為日本無論多么外露囂張，終究不過是夜郎自大而已，在對日外交上采取了盡可能妥協(xié)的和平政策。面對早已磨刀霍霍的東鄰，中國還是天真地抱著東亞兄弟同文同種，應當共同團結抵御西洋外侮的幻想。

1885年，為解決前一年甲申事變的遺留問題，中日雙方在天津舉行談判，涉及朝鮮宗主權的很多關鍵事項，中國都逐一做了讓步。事后簽訂的《中日天津會議專條》中有這樣一條規(guī)定，“將來朝鮮有事，兩國或一國派兵，應先行知照對方”，等于已經(jīng)默認了日本勢力在朝鮮的實際影響力。

早在朝鮮半島爆發(fā)東學黨起義時，清政府已經(jīng)預感到朝鮮政府可能無法招架，會前來乞援。圍繞這一問題，清政府內就是否可以出兵已經(jīng)在先期討論。普遍的意見是，如果中國軍隊直接進入了半島，大有可能會刺激到對朝鮮覬覦已久的日本，難保不會引發(fā)出什么事端。但是，如果置屬邦的乞求于不顧，似乎又不符合駕馭萬邦的祖制，有傷體面，而且在國際上也會動搖朝鮮是中國屬國這一既有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