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的權利并非全屬蔣介石。事實上，自從滿洲淪陷后，他的選擇余地不斷縮小。在1937 年的炎熱夏季，當蔣介石在廬山收到消息時，他必須謹慎權衡國際國內各種復雜因素，首要的也是最為緊急的一點在于，在這件事情上，任何讓步和妥協(xié)看上去似乎都等同于政府放棄了對前王朝京都的控制權。這跟放棄滿洲不同，偽滿洲國的建立對中國的威望是一個重大的打擊，但還算不上災難，蔣介石在1933 年幾乎已經認可了其日本附屬國的地位，但北平就不同了。在“北京”這個已經被廢止的稱謂下，這座城市好幾個世紀以來一直都是中國歷代王朝的首都。雖然它的政治地位已經下降，但對許多中國人來說，它依然具有巨大的文化和情感意義。這座城市還具有很大的戰(zhàn)略價值：它是華北主要的鐵路樞紐，連接華北與內陸商業(yè)城市武漢，并且往周邊4 個方向都有鐵路線貫通。如果北平落入日本人手中，那么來自東京的一聲號令就可以將軍隊從朝鮮和偽滿洲國派送到內陸的心臟位置。如果蔣介石讓出這個城市，那他將失去整個華北，并將國民政府的中心地帶置于巨大的危險之下。蔣介石在7 月10 日的日記中也意識到了這一問題：“此為存亡關頭， 萬不能失守也?！?/p>

如果它只是北平，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蔣介石擔心的是日本人在中國不斷挑釁，北平只不過是他們不斷增加的征服名單上的又一個城市而已。從1931 年起，愛國記者杜重遠就和他的那些從滿洲流亡出來的同胞一起，利用新聞媒介的力量吁請蔣介石采取一種更為積極的態(tài)度，發(fā)動一場戰(zhàn)爭以奪回東北。杜重遠此前甚至因為刊登反日言論而被判入獄。雖然蔣介石說過“三千萬同胞處于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下”之類的言論，但他對東北抵抗的立場始終沒變過。他明白，滿洲太過偏遠，它所激起的公眾情緒尚不足以支持打響全面戰(zhàn)爭。1933 ～ 1935年，日本似乎已滿足于其既得權利，國民黨統(tǒng)治下的中國得以和偽滿洲國為鄰，繼續(xù)存活一陣子；但從1935 年起，日本在華北的勢力不斷增長，顯而易見，日本已將該地區(qū)看作是它的領土。蔣介石越來越確信，不把整個中國占為其附庸國，日本人是不會善罷甘休的。就算現(xiàn)在不跟他們發(fā)生沖突，將來也會，而且為期不遠。當時中國赫赫有名的報刊《申報》以直白的《又一次侵略行動》為標題刊發(fā)了社論，并提出警告：“這次沖突，在日軍方面顯然又是有計劃的侵略行動。其性質之惡劣，足以震驚全世界。”

但跟日本正面對峙很危險，甚至有可能是自尋死路，蔣介石亦不再指望獲得國際社會的支持。1937 年對全球來說都不好過，歐洲的政治形勢日趨獨裁，希特勒的納粹黨將德國重新塑造成一個專制國家，1933 年已告崩潰的脆弱的魏瑪民主共和國現(xiàn)在徹底消失；墨索里尼掌控下的意大利看上去也同樣有序而強大。許多觀察家忽視了背后支撐這些政體的是暴力和法西斯主義，他們得出了簡單的結論：獨裁政府是未來政治的出路。雖然歐洲大部分國家還處于沉悶的和平之中，但整個世界都受到了西班牙內戰(zhàn)的影響，民選政府的共和黨軍隊在跟佛朗哥的長槍黨國民軍作戰(zhàn)。共和黨只得到蘇聯(lián)極為有限的支持，而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卻在極力為佛朗哥撐腰。站在場外的是民主國家英國和法國，蔣介石知道，它們不會提供什么幫助。西班牙也早就看清形勢，美國也根本無意進行國際干預。富蘭克林·羅斯福剛剛在幾個月前被再次選為總統(tǒng)，但就在經濟大蕭條持續(xù)沖擊美國之際，他卻在1937 年頭幾個月里卷入一場傷痕累累的政治斗爭中。羅斯福希望借此賦予自己更多的權力，以期改變美國高等法院的組成結構。對美國來說，再次介入歐洲戰(zhàn)爭是一件不得人心的事情，介入中國的沖突更是完全不可能。所以，如果蔣介石想要反抗日本，那他就必須依靠自己。他也需要估算好，在這場對日戰(zhàn)爭中，中國能獨自堅持多久。

蔣介石的希望寄托在他最引以為傲的部隊上。在發(fā)給兒子蔣經國的電報中，蔣介石叫他不要擔心日本的侵略，因為他“有辦法對付他們”。蔣介石依靠的是他的兩位的軍事顧問馮·塞克特和馮·法肯豪森所訓練的部隊。毫無疑問，國民革命軍取得了一定的進步。不過，蔣介石的電報不免有些虛張聲勢。改革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收效，而且目前受過訓練的軍官僅有3 萬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