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財政政策的施行讓這種情況看起來更有可能了。遏制金融危機的“重型武器”不僅需要非常規(guī)的貨幣寬松，也需要積極的財政刺激。危機后美國的財政赤字以及債務規(guī)模承擔了近些年政策刺激的后果——預算赤字占GDP比重自2009年的 9%上升到2013年的13%，同期聯邦政府總債務/GDP比例自86%飆升至105%。這一時期聯邦政府的凈利息支出卻還能保持在GDP的1.4%，這個出人意料的數字要歸功于美聯儲的零利率政策以及對長期國債的大舉購買，進而限制了政府的舉債成本。

事實上，伯南克的非常規(guī)貨幣政策是聯邦政府不受約束的創(chuàng)紀錄地舉債的核心推動力。這使得美聯儲扮演了一個不尋常的角色：為政府的揮霍背書——基本上這也模糊了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之間的邊界，造成在美聯儲決定恢復利率到正常水平時，政府出現強烈反彈。在這種情況下，美聯儲的政治獨立性就受到了挑戰(zhàn)。和他當年所許諾的遠不一樣，現如今，伯南克陷入了一個典型的政策陷阱，而想要擺脫看起來也是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