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對于“龍椅”的爭奪戰(zhàn)，并非起源于它是一件工藝品。與其象征物比起來，物質(zhì)意義上的“龍椅”顯得一錢不值，一種巨大的比值存在于“龍椅”與“權(quán)力”之間，正如它存在于地圖與江山之間。爭權(quán)者往往來不及認真計算這種比值，就已經(jīng)按捺不住自己的野心。農(nóng)民起義者很多死無葬身之地，說明了這豪華的“龍椅”暗藏著無比惡毒的詛咒。

農(nóng)民領(lǐng)袖在舉事之初，往往沒有遠大的奮斗目標，只著眼于眼前的利益，只停留在報復仇殺和掠奪財富等低層次的斗爭水準上，而沒有長遠的打算，也不注重政權(quán)建設(shè)。他們每攻克一個地方，主要的任務是殺富劫財，不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政權(quán)為自己的軍隊服務，不在征服地征收稅賦以供軍需，而是靠掠奪來解決后勤供應。粱山泊的好漢們拿下了這莊那府后沒收了無數(shù)錢糧，不見他們拿出來賑濟百姓，只見眾大小頭領(lǐng)大碗喝酒，大稱分金。

隨著軍事上的這些小勝，政治目的則不斷地發(fā)生改變，便急于自稱某“王”，自稱所謂的國號、年號，甚至發(fā)行偽鈔。李自成攻入長安后，不僅改國號，而且鑄造“永昌通寶”。

劉邦本是貪酒好色之徒。他率領(lǐng)農(nóng)民軍最先攻入咸陽，一進秦宮，立刻被宮女、財寶所吸引，現(xiàn)出原形，“意欲留居之”。樊噲問劉邦：“沛公欲有天下耶？將欲為富家翁耶？”劉邦回答：“吾欲有天下。”樊噲說：“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鐘鼓之飾，奇物不可勝極，入其后宮，美人婦女以千數(shù)，此皆秦以亡天下也。愿沛公急還霸上，無留宮中?！眲畈宦?。這個時候，他雖然嘴上說“吾欲有天下”，實際上已被奢華生活所迷惑，胸中根本沒有遠大的政治目標。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張良勸說劉邦：“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紂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藥苦口利于病’。愿沛公聽樊噲言?！眲钺θ换谖?，還軍霸上，開始樹立掃蕩群雄、統(tǒng)一天下的政治目標。

就這樣，歷史那些實力雄厚的起義軍頭領(lǐng)總想要稱王、稱帝，小打小鬧的也想過過“王癮”，不管條件是否成熟。公元前14年，西漢的樊并自稱“將軍”；西晉太安元年，（公元302年），益州李特克成都，建元“建初”，建“成國”，自稱“大將軍”；南朝齊永明三年（公元485年），吳地唐禹之克錢塘（今杭州市）；明代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沔縣（今陜西勉縣）王金剛奴舉事，被擁“漢明皇帝”，建元“龍鳳”。

從以上這些五花八門的王號、建元來看，歷史上任何一朝的叛亂者們大多是在沒有任何可能性的情況之下，對王位陷入了絕望的暗戀，都妄想建立一個所謂的“政權(quán)”。急功近利的觀念造成了那些起義隊伍行動缺乏明確的指導思想與行動目的，對自己的所作所為不能進行正確的定位，常常不權(quán)衡勝敗結(jié)果，意氣用事，甚至內(nèi)訌不斷，分化瓦解。這種很大的“王癮”暴露了很多農(nóng)民起義存在政治上的盲目性，組織上的松散性，思想上的局限性。

陳勝急于稱王，在那個等級森嚴的時代，出身寒微的他必然會引起六國舊貴族的妒嫉和不滿。賈誼的《過秦論》之中曾說他是“翁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結(jié)果呢，過早暴露野心、私心，只能導致人心分離，起義軍內(nèi)部開始分裂。

劉玄入都長安后，擁立更始帝的綠林諸將都爭相要求封王，過過王癮。劉玄為了滿足大家的欲望，一口氣封了20個王，更始王朝的吏治亂成麻，將軍王爺各自委任官員，根本沒有什么選拔標準，只要自己看著順眼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