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起源于16世紀的宗教和政治分歧在17世紀的頭二十五年中一直在不斷深化。土耳其式的專制理論在英國政府中甚囂塵上，與此同時，共和主義的理論卻迎合了下院大批成員的需要。極端的教士無一例外地熱衷于維護主教的特權，而所有極端的新教徒都熱衷于追求議會的特權。他們之間的仇恨與日俱增，比起之前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間的敵意有過之而無不及。

由于人們的思想處在這樣的狀態(tài)下，因此這個國家在多年的和平之后，終于爆發(fā)了一場艱苦卓絕的戰(zhàn)爭。這場戰(zhàn)爭加速了一場憲法大危機的到來，國王迫切需要強大軍事力量的支持，但若沒有財政支援，他不可能擁有一支強大的軍隊，然而未經(jīng)議會同意，他又不能名正言順地征稅。因此接下來，他要么領導政府和議會的步伐保持一致，要么冒天下之大不韙，違反這個國家?guī)讉€世紀以來人們耳熟能詳?shù)牧晳T法。確實，金雀花王朝和都鐸王朝時常會面臨財政短缺的問題，他們一般通過恩稅或強制征稅的方式來解決這一問題，但它們都是應急的權宜之策。為了應付長期戰(zhàn)爭的開支，政府需要建立穩(wěn)定的征稅體系，無須征得貴族集團的同意，但是，亨利八世不敢違背人民的意愿而實施這一政策。因此，好像生死攸關的時刻就要到來，英國的議會要么像歐陸上的議會那樣名存實亡，要么就在這個國家中獲得至高無上的地位。

就在這個緊要關頭，詹姆斯一世駕鶴西去，他的兒子查理一世加冕即位。和他的父親相比，他具有更強的領悟力和更堅強的意志力，思維更為敏捷，立場也更加堅定。他繼承了父親的政治理念，并且有更強的意愿將它們付諸實踐，像他的父親一樣，他是一個虔誠的主教制的信奉者，此外，和他父親不同的是，他還是一個虔誠的阿米尼派的信徒。雖然他不是一個天主教徒，但看起來更像一個天主教徒而不是新教徒。斷然否定查理具有一些優(yōu)良的品質是不公平的，甚至可以說，他是一位杰出的王室成員。他的書法和談吐都和他的父親截然相反，像一個教授那樣精準無誤，他是一個博學多識之人，是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紳士。他的文學造詣和藝術品位都很高，行為方式雖不典雅但也不失莊嚴之風，他的生活作風也非常正派，沒有任何污點。背信棄義是他災難的主要原因，也是他一生最主要的污點。實際上，他是被內(nèi)心強烈的欲望推著走向了一條黑暗的不歸之路。他的道德意識總是在無關緊要的時候才足夠敏感，因此，他從來沒有感到自責，這好像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不過，我們還是有理由相信，無論從性情和習慣上，還是從原則上，他都是一個背信棄義的人。他好像從他最敬重的神學家那里認識到，他和他的臣民之間無法達成任何協(xié)議，因此，即便他能夠放棄他的專制權力，他也不會這么做。他做出的所有承諾都會留有余地，如有需要這個承諾一定不會兌現(xiàn)，而他是唯一可以斷定是否需要的人。

如今，危險的游戲開始了，而英國人民的命運就取決于這場游戲的結局。下院在這場游戲中表現(xiàn)得頗具智慧，不僅思維敏捷、處事冷靜而且還不屈不撓。在這次國王和議會的斗爭中，那些深謀遠慮的政治家們一直身先士卒，他們下定決心讓國王做出選擇，要么他領導下的政府要和議會的意愿保持一致，要么就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違反憲法最神圣的原則。按照這樣的想法，他們向國王提供了少量的財政支持，國王發(fā)現(xiàn)他要么選擇和下院妥協(xié)，要么只能違反所有的法律規(guī)定。查理一世很快就做出了選擇，他解散了他的第一屆議會，憑借自己的權威任意征稅。隨后，他主持召開了第二屆議會，結果發(fā)現(xiàn)他們更難對付，于是，他想借助權宜之計來解決問題。在沒有任何授權的情況下，他擅自提高了征稅的數(shù)額，并把帶頭反對的人送進監(jiān)獄。與此同時，英國人特有的習慣和性情激發(fā)了他們心中新的不滿，這些不滿讓民眾忍無可忍，深謀遠慮之人也怒氣滿腹，紛紛指責國王，向他提出警告。大批民兵入住居民家中，在一些地方，戒嚴令甚至取代了古老的習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