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條需要采取的奇特措施涉及一個古老的文化習俗，即決斗。早在前朝時它就遭到禁止，因為每年造成的傷亡之多引起了蘇利公爵的憂心（＜185）。一個想建立君主制的國王似乎應為有決斗高興才是，讓那些把決斗當運動的冒失鬼和自大狂互相結果了也罷。但是這類人可能只占決斗的人的一半，另一半是安分守己的正經人為了榮譽而被迫決斗。這些人或死或傷都是國家的損失。以黎塞留的嚴酷也未能杜絕這個習俗以及它的成因。

這里關系到相互沖突的利益：如果君主許諾實現(xiàn)法治和秩序，那么一切打斗都必須禁止，一切爭端都必須在法庭解決。但是決斗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它解決的是法庭無法處理的事情——侮辱、對自尊的冒犯或對家中女眷或長者的冒犯。地位高的人自尊心也特別強，其榮譽遭受傷害的方式難以計數(shù)，忍辱是懦弱和自尊心不強的表現(xiàn)。另外，決斗是兩個人之間的事，因此比兩個家族之間世代為敵，互相殺戮的血仇（像羅密歐和朱麗葉兩家）更為合理。決斗不僅立即解決問題，而且雪恥不是通過鬼鬼祟祟的伏擊，而是在副手們的監(jiān)督下按規(guī)則進行的。

盡管有這些好處，決斗在今天看起來還是不夠合理，雖然有的情況——比如無法懲罰的殘忍或不公正——會使人們渴望一搏以爭回公道。事實上，在我們這個開明的世紀，某種形式的血仇又回來了。這次所涉及的不是家族，而是地方團伙或幫派。學校學生熱衷于此，還有罪犯、黑手黨，再加上北愛爾蘭、黎巴嫩、科西嘉和眾所周知的其他地方的居民。

這種冤冤相報的爭斗說明了君主試圖壓制的這股力量的頑強。鎮(zhèn)壓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訴諸佩劍和手槍一直在政治和文化史中起著作用。死于它的有年輕的數(shù)學天才伽羅瓦，俄國最好的詩人普希金，當時卓越的美國政治家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在現(xiàn)代法國，從19世紀20年代的政治理論家阿爾芒·卡雷爾到一個世紀后的政府首腦克列孟梭，眾多的政治家和作家都由于它而使生命遭遇危險。在美國西部，它由于經常發(fā)生而得以延續(xù)，后來倒使電影業(yè)受益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