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4日，楊度去北京太平湖飯店，參加其老朋友熊希齡（曾任袁世凱政權國務總理）女兒的婚禮。在同前北洋政府外交總長汪大燮的交談中，得知已經(jīng)獲得北京政權的張作霖已派人與北京東郊民巷的外國使團交涉，要求允許派兵到蘇聯(lián)使館的兵營里搜捕共產(chǎn)黨人，并請求外國使團官員不要干涉阻擋。楊度聽之后非常緊張，坐立不安，直冒驚汗。因為他早就知道自從馮玉祥的國民軍撤出京城，東北軍閥張作霖率兵進駐北京后，李大釗等在北京的共產(chǎn)黨人躲進蘇聯(lián)使館的兵營里繼續(xù)從事革命斗爭。于是楊度借口有事中途退席，回到家中派長子楊公庶，速去李大釗的密友章士釗公館，要章速速轉告李大釗離開蘇聯(lián)使館，另找安全地方。按理說，楊度的得到情報非常及時。從4月4日當晚送到消息，到4月6日下午軍警闖入使館抓人，李大釗他們應該有足夠的時間轉移。可是李大釗等人麻痹大意，認為歷屆北洋政府頭目對外國使團都敬而遠之，不可能光天化日在外國使團抓人，因此，沒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只有4個人轉移別處隱蔽，李大釗等人堅持留下來。

1927年4月6日清晨，東北軍閥張作霖冒天下之大不韙，派兵從蘇聯(lián)使館兵營里將李大釗、謝伯俞等共產(chǎn)黨員和國民黨左派鄧文輝、張挹蘭等36人先后抓捕帶走，關押在軍事監(jiān)獄。楊度得知后不顧個人安危，組織開展營救。4月9日，他以張作霖所聘的“政治討論會專職委員”身份前往出席會議，并與人議決將“李大釗黨案”移交法庭審理以避免被軍法濫判。10日，與司法總長等人前往安國軍總司令部面見張作霖，向張作霖鄭重提出應將李大釗等人移交地方法院審理的理由，意在阻止軍事法庭短期內處死李大釗等人，為下一步營救贏得時間。后來，楊度還兩次派兒子楊公庶前去京師警察廳看守所看望李大釗等人，并轉送相關情報，通告社會各界對此案的關切情況，共產(chǎn)黨人正在組織力量營救他們，讓他們隨時做好戰(zhàn)斗的準備。與此同時，楊度斷然賣掉他在北京的“悅廬”公館，換得4500銀元，全部用來賄賂買通審案官員，全力營救李大釗出獄。在楊度的奔走呼號下，很多社會名流與進步人士都積極加入營救李大釗等人的行動中來，然而遺憾的是一切努力都付諸東流。

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等20位革命同志被兇橫狡詐的張作霖施以絞刑。對于李大釗的犧牲，楊度萬分悲痛，也讓楊度徹底認清了軍閥罪惡的本性，同時共產(chǎn)黨人堅持真理、視死如歸、為革命獻身的偉大精神，也深深地感染著他。楊度在營救活動中得知北方鐵路工人計劃劫獄，他表示支持。但李大釗堅決反對：“我個人為革命為黨犧牲是光榮而又應當，但已是黨的損失。我不能再要同志們冒險，應當保存力量不使革命再受損失?！边@些共產(chǎn)黨人的語言使楊度的思想境界向新的高度發(fā)展。李大釗在生命最后時刻寫的一段話：“釗自束發(fā)受書即矢志于民族解放之事業(yè)。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敢計?！备菃拘蚜怂撵`魂。從此，他的思想有了徹底的改變，下決心不為反動勢力做事。

隨后，楊度同妻子徐粲楞商量，賣掉家里的值錢首飾，還將青島的一處房產(chǎn)變賣了，所得金錢全部用來救濟死難者家屬，還將妻子和女兒送往蘇州，投親租房住下來。1928年，北伐軍勝利了，蔣介石趁機竊取政權，定都南京，成立了國民政府。全國的政治中心南移，楊度也移居上海。正好其長子楊公庶的一個留德同學黃伯樵有一處大洋房在上海法租界貝蒂鏖路（今成都南路一帶）正空著，黃伯樵就請楊度一家去住，楊度一家就借居這里，以賣字和為人撰寫碑文及墓志銘為生。因楊度以漢隸和魏碑書法見長，文才也相當出眾，總有一些人慕名前來，請其代書壽誕文或撰寫墓志，酬金極為豐厚。除了生活所需花銷，所余下的錢，楊度都捐獻給了上海的“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和“中國革命互濟會”。期間與方表、王紹先、黃伯樵、章士釗等進步人士有密切來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