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在《大公報》工作的一位同鄉(xiāng)陪同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金堯如來看我，手中拿著一份刊載周總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的《大公報》給我看，希望我對這篇報告發(fā)表一些意見。我對國內(nèi)知識分子所處的境地一無所知，能夠說些什么話呢？所以我就顧左右而言他，使訪客悵悵而歸。

三個月后，也就是一九五六年四月下旬，上面那兩位朋友又兩顧茅廬，金堯如一會面就開門見山地說：“我們接到北京長途電話，李濟深先生希望你去北京一談，來去自由，并且保密?！边€要我提出條件。我說：“我去北京，沒有什么前提條件，但此問題太大，容我考慮一天如何？”當即約定第二天下午三時在九龍?zhí)拥酪患铱Х瑞^會晤，作出答復。

當晚，我同妻子商量后，我就下定了去北京一行的決心。我說建國以來，國內(nèi)先后經(jīng)過三反、五反、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頻繁，海外一些知識界對大陸觸目驚心，不敢跨入深圳河橋頭半步，但我自己去有獨特的懷抱：第一，我對臺灣所提“光復大陸”，認為是扯淡，不值一顧；第二，我對共產(chǎn)黨互無成見；第三，共產(chǎn)黨向來說話算數(shù)，此行可能走出一條新的道路來。我毅然北上了。

一九五六年四月底我到北京，方知道此事不是出自李濟深的策動，而是周總理決定的。黃紹竑曾對我說：我到北京的那一天下午，他正參加周總理召集的一個會議，在散會時，總理對他說：程思遠今天到了北京。十分明顯，我之來京是出自總理的決定。

五月六日晚，張治中（張治中（1890—1969），安徽巢縣人，原名本堯，字文白。保定軍官學校畢業(yè)。曾任黃埔軍校學生團團長、學生總隊隊長、軍官團團長。1926年參加北伐，曾任武漢軍分校教育長兼學兵團團長。第二次國內(nèi)革命戰(zhàn)爭時期，歷任國民黨第五軍軍長、第四路軍總指揮、第九集團軍總司令?？谷諔?zhàn)爭爆發(fā)后，參加上海八一三抗戰(zhàn)。1937年11月任湖南省政府主席。1940年，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兼三青團書記長。1945年，任國民黨西北行營主任兼新疆省主席。1949年任國民黨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首席代表，同年9月，應邀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建國后，歷任西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全國政協(xié)常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副主席。）先生請我吃飯，他對我說，明天下午，政協(xié)禮堂三樓舉行酒會，招待海外歸僑，周總理要見你，也來參加，你最好寫一些材料事前由我交給總理。翌日上午，我就寫了一份題為《從美、日、港三方面來觀察臺灣問題》的報告交給張治中先生。

五月七日下午三時，我到政協(xié)禮堂參加酒會，不久，周總理來了，他對周圍的人打了一個招呼，就徑直走到我同張治中站的地方來。文白先生正想給我介紹，總理已向我伸出手來，他握住我的手，熱情地說：“思遠先生，久違了，我們一九三八年曾在武漢見過面?！?/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