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自己已經跟不上目前市場的形勢了。

——沃倫·巴菲特，1967 年10 月寫給合伙人的信

格雷厄姆那代人已經帶著對經濟大蕭條的殘酷記憶，慢慢淡出歷史舞臺。眼下在華爾街打拼的是崛起的年青一代，他們中的許多人在1929 年大蕭條發(fā)生時還尚未出生，也很反感上一輩人總是把對大蕭條的悲慘記憶掛在嘴邊。更重要的是，他們對大蕭條到來之前經濟形勢一路高歌猛進的歲月沒有任何記憶。在他們看來，投機是無可指摘的，20 世紀60 年代的牛市對于他們就像初戀一樣充滿了新鮮感，連他們交易的許多股票都是新的—電氣公司、大型企業(yè)集團、小規(guī)模成長型企業(yè)。這些股票的價格上漲需要股民的信心支撐，當時人們對股市的信心十足，股市牛氣沖天。

當巴菲特的合伙公司規(guī)模還很小時，這些對他絲毫沒有影響。但是，隨著他管理的資產規(guī)模不斷擴大，他變得越發(fā)惴惴不安。一方面，他手里有更多資金可以用來投資；另一方面，他能買到的價值低洼股卻越來越少，這就使他陷入了困境。日復一日，他的心理壓力也越來越大。實際上，他在60 年代晚期給合伙人寫的信就像是一部之前時代的編年史。華爾街因為股市一路高歌猛進而興高采烈，巴菲特卻為此變得憂心忡忡。

1966 年初，他邁出了決定命運的一步—合伙公司不再接納新合伙人了。

同時，巴菲特也受到《美國證券法》的約束，它規(guī)定合伙制企業(yè)最多只能有99 個合伙人。據(jù)他的律師唐·莫內恩說，把錢交給他打理的人數(shù)遠遠超過了99 人，但承擔“有限責任的合伙人”并沒有超過99 人的上限—他把一大批投資人看作一個整體的實體。“這是符合法律條文規(guī)定的，”莫內恩說，“我并不怎么了解這個法律條文的真正意義。”

要真正做到這一點，我就需要得到整個董事會的同意。并且我也提醒蘇珊，如果我們有了更多孩子，就要靠她為這些孩子找到新的合伙公司了。

巴菲特不再開閘，華爾街的投資卻如同洪水一般泛濫。越南戰(zhàn)爭把股市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位。年輕人在街上游行集會，他們的父母則看到了戰(zhàn)爭給經濟擴張帶來的影響，紛紛在證券交易所排起了長隊。共同基金如同雨后春筍般不斷創(chuàng)立，而道瓊斯指數(shù)首次突破了1 000 點大關。道瓊斯指數(shù)曾3 次達到這一心理關口，每次都在這個充滿魔力的指數(shù)附近收了盤。到了1966 年春天，股市的急劇下挫讓所有人都措手不及。越來越多的投資者都在做短線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