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尋找新的證據(jù)來證明檢察院的“功勞”，或者是為了滿足上級紀委書記的指令，他們還搜索了公司他它人的家，包括我后來的妻子的家，但都一無所獲。

1986年初，檢察院通知我妹妹，將扣押在檢察院的所謂“貪污款”全部退還了，并準備對此案進行退案，但上面似乎意猶未盡，還想從我這里找出點什么問題，其目的也許是想從華遠找個突破口，來“收拾”曾是華遠董事長的陳元書記吧！

1986年初，審問我的不再是武利劍檢察員，而升級為一個副檢察長。第一次見面時副檢察長并沒有問我與個人有關(guān)的任何問題，而是讓我寫了許多與公司交接工作有關(guān)的事，我以為這是總公司來詢問我的工作意見，其實他們也許是想從中找到些什么吧？我寫了十幾頁紙，用了整整一個下午，直到吃晚飯的時間才回了看守所。

第二天，在籠子（專門關(guān)押犯人的鐵籠子，外面可以上鎖）里等待提審的時候，法警們沒有關(guān)上房門，被我看到他們在房間里打牌，并賭博，那時的賭注很小，贏一把牌只有一兩毛錢，卻并不是什么好事。

我坐在籠子里要水喝，他們不理我，于是提審時我就向副檢察長告了他們一狀，此后他們對我的態(tài)度就好多了。直到我出獄之后幾個檢警都還記著這件事。

1988年，我負責的月壇工地發(fā)生了塌方，死了兩個民工，正是這幾個檢察院的檢警出的現(xiàn)場進行調(diào)查，按理本應(yīng)詢問甲方的負責人，但當他們知道負責人是我時，都沒有要求和我見面，直接找了我的副總了解完情況就走了，后來副總還專門問了我此事。

武利劍 檢察員是個好樣的，他堅持認為我的案件不成立，為此受到上面很大的壓力，他認為這種以上級指令而不以法律為依據(jù)斷案的活不能再干，因此提出辭職，。檢察員的任命是地方人大常委會批準的，辭職也需經(jīng)地方人大批準，為了堅持自己的辭職決心，武利劍不惜到北京火車站前去賣冰棍，終于辭去了檢察員的職務(wù)，放棄了公務(wù)員的身份，獨立創(chuàng)業(yè)當了律師，以維護法律的尊嚴。后來武利劍成了我公司的法律顧問。

1986年3月，按市里某領(lǐng)導的批示精神，我被從區(qū)檢察院升格到市檢察院審理了（這位當時主管政法的領(lǐng)導后來任司法部部長，卻是個從來不將法律放在眼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