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發(fā)現(xiàn)蔣廷黻也住在附近。一年多前我們已經通過信，當時正值美國的孤立主義準備為戰(zhàn)爭作出讓步。1941 年7 月他在回信中陳述了中國的目標以及希望戰(zhàn)后重回校園的愿望。9 月我在華盛頓給他寫信，簡要介紹了作為學術研究者進入政府部門工作遇到的問題。信中強調我們缺乏中國的出版物，急需有關國民政府、社會經濟計劃的報告。10 月11 日他回信表示會提供“大量資料和一些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特別是糾正那些以溢美之詞報道共產黨方面的資料。我在12 月12 日的回信中附上了巴克斯特的來信，他介紹饒大衛(wèi)充當我們機構負責拍攝縮微資料的代理人，此外我還概述了國務院文化關系司對華的新的工作計劃。1941 年12月6 日，蔣廷黻回信，信中熱情洋溢地建議哪里應該建立大學閱覽室以及如何開展學者交流項目。他還預見到需要大使館，需要設立文化參贊，并建議用幾輛大卡車通過滇緬公路運輸書籍。

9 個月之后，我登門拜訪蔣廷黻，以促進部分國務院文化關系司的項目。但與此同時，我相信蔣廷黻對情報協(xié)調局印象極差。他只是招待我到附近吃晚餐，打打橋牌，但并沒提資料的事情?？赡苓@些資料并不在他的工作管轄范圍內。

9 月的一個晚上，我與美國財政部穩(wěn)定貨幣委員會代表索爾·阿德勒（SolAdler）來拜訪蔣廷黻。他向我們講了很多為蔣介石制定預算的事情。翁文灝想要投資建立鋼鐵廠，生產鋼材的成本為每噸4 萬美元，這種產品只適合于戰(zhàn)后，在戰(zhàn)爭期間派不上多大用場。于是蔣廷黻駁倒了他的主張。其他人要求蔣介石同意修建一條通往西伯利亞的鐵路或公路，顯然這需要花費巨資，于是蔣廷黻向蔣介石書面闡述具體細節(jié)，分析利害得失，最終提議被駁回?？傊?，他認為在危機時刻應該削減一切不必要的投資以保證國家按預算運行，盡量避免通貨膨脹失控。他和索爾·阿德勒都認為保持軍隊和政府要害部門的開支是最重要的，然而我對此并不認同。在我看來，軍隊如今起不到什么作用，而只要戰(zhàn)爭結束，知識分子的重要性就會體現(xiàn)出來，至少從美國利益的角度來看，知識分子應該受到重視。

10 月初，被日本人關在香港的前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在經過一年的監(jiān)禁后終于被釋放，來到重慶。他是頭等重要的科研事業(yè)倡導者，每天都會萌發(fā)新的想法和計劃。1934 年袁同禮以極少的經費創(chuàng)辦了《中國圖書季刊》（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為我們在戰(zhàn)爭年代提供了中國新出版物的極為有限的消息。

袁同禮曾擔任清華大學圖書館館長，1922 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文學學士學位，1923 年獲得了奧爾巴尼（Albany）市紐約州立圖書館專科學院的圖書館學學士學位。他幫助國會圖書館編錄中國圖書，1925 年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上文提及，1929 年他擔任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在他職司領導期間，他派中國的圖書館員前往國外進行培訓，開創(chuàng)了館際圖書借記與國際圖書交換，并推動統(tǒng)一目錄、書目索引和期刊目錄等工作。1935 年他開始參照國會圖書館的方式為中國圖書著作編制一種統(tǒng)一印制的目錄卡。戰(zhàn)爭期間，他將2800 部中國古籍善本運往國會圖書館妥善保存。此外，他還推動了中國博物館事業(yè)的發(fā)展，并代表中國參加國際學術交流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