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里博士是白宮班子的主要人員，擁有一間寬敞的辦公室和兩名秘書，其辦公地點位于美國國務(wù)院大樓（如今為行政辦公大樓）二樓，隸屬遠東司。當時柯里正忙于解決滇緬公路問題，派紐約卡車公司的經(jīng)理們前往該地管理交通運輸。作為中國獲取物資的主要供給線，這條公路卻存在著形形色色的營私舞弊和腐敗問題。司機們連給卡車加油都不會，卻懂得如何走私貨物。派去的紐約人都很嚴格，但是也深知當時的情況并不樂觀。

我發(fā)覺柯里是克萊爾·陳納德（Claire Chennault）上校以及美國志愿航空隊在國內(nèi)的后臺，而后者是一支非官方組織的志愿空軍，配有100 架P-40 戰(zhàn)斗機，正在緬甸進行秘密訓練。后來我根據(jù)柯里的資料，準備詳細記錄這支志愿隊的由來，以此作為情報協(xié)調(diào)局對華援助研究的一部分。

由于他沒有支付下屬工作人員報酬的預算，最終我們到12 月份才想出一個主意，即我以情報協(xié)調(diào)局委派的名義，利用部分時間為他工作。這對于他、我、情報協(xié)調(diào)局以及戰(zhàn)爭來說都有好處。于是圣誕節(jié)時我在他的隔壁224 號房間開始工作，電話號碼為“白宮80 號”。試問，誰還會有比此更加尊貴榮耀的身份象征嗎？

就這樣，我更上一層進入了權(quán)力核心，但是我并沒什么特別需要去做的事情，只是四處走訪，訪問人物，收集信息，繼續(xù)從事一些較次要的項目而已。這也很有趣，到了風云變幻的1941 年秋天，我很快對即將登場制定對華政策的主人公有了深刻的印象。

柯里之后下一位上場的人物為斯坦利·亨培克，他似乎與我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例如我們都來自美國中西部，都是威斯康星大學貝塔·西塔·派兄弟會的阿爾法·派分會的會員，同時也都是羅德獎學金的獲得者。他曾在哈佛大學講授過主題為“1793 年以來的遠東”的課程，這門課由我接任。有時候我甚至擔心我們倆是不是連個性都一樣。

8 月15 日我打電話給亨培克博士，告知我已經(jīng)到達華盛頓。他的聲音聽起來非常生硬，他想知道多諾萬的目的，還想知道他要做的事，他為什么將這里所有的人都弄得沮喪。我聲稱自己不知道，確實如此，但我說我希望他會知道，我僅僅以熟人的身份非正式地打電話過來想征詢一些建議。也許這樣更加適合，畢竟我還沒有被分派由誰領(lǐng)導。

幾天后，我們?nèi)グ菰L他，還一起喝了酒，但是并沒得到什么建議。顯然，他認為自己在對華政策方面所做的一切才是必要的。柯里僅僅是執(zhí)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