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泰晤士報》書評人休·特維-羅伯是牛津大學歷史學家，他曾在戰(zhàn)時從事情報工作，與菲爾比有過一面之交。無獨有偶，特維-羅伯也認為他頗具魅力，但稍顯冷淡。后來有一天，他們在觥籌交錯間談到了歷史分析，菲爾比突然斬釘截鐵地說：“要說歷史分析，馬克思的《十八世紀路易斯波拿巴的霧月革命》可謂冠絕史林。”他比任何擁躉都要欣賞這篇文章。這樣的雙面生活開始浮現在我們的腦海中。

大衛(wèi)·列治也曾是劍橋的學生。他重返母校，探尋20世紀30年代的劍橋往事：一群穿著粗花呢夾克、身背法蘭絨包的年輕學生，集萬千寵愛于一身，憤世嫉俗。其中幾位，因為拉姆齊·麥克唐納[2]對工人階級的“背叛”出離憤怒。

列治帶回的消息顯示，菲爾比早已是一名狂熱的馬克思主義者。從劍橋畢業(yè)后，他騎著摩托車去了維也納，左派和法西斯分子的巷斗讓他備受折磨。培智致電埃里克·戈迪，試圖搞清這個年輕人在維也納干了些什么。1933年至1934年間，后者曾在維也納做新聞記者。

列治得到的答案是：幫助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偷渡出國，并娶了其中一人為妻。然而，1934年回到英格蘭后，菲爾比卻逐漸疏遠了左翼觀點，加入了一個上流社會的親德組織，做了《泰晤士報》駐佛朗哥軍隊的記者，報道西班牙內戰(zhàn)?！扒疲麖倪@時起就建立了新的身份。”培智走進我的辦公室，不無欣喜地說，手中還拿著一張1936年菲爾比出席英德聯誼會晚宴的照片，“我猜他早在維也納時就被征召了，并且為俄國人工作過一段時間?！?/p>

一名前外交部官員批準了照片的長期使用權。此人是英國圣公會禮文方面的專家，約翰·巴里碰巧在公寓里遇見了他。“天哪，”他說，“為什么沒有人仔細閱讀我們起草的聲明？”這是一行希斯于1963聲明中的話：英國“現在意識到”菲爾比從“1946年之前，就開始為蘇聯當局工作”（著重號為作者所加）。

換句話說，他們認定菲爾比在1946后淪為蘇聯特工，只是不確定具體的時間；稍后才發(fā)現，菲爾比早在1946年之前，就開始為蘇聯工作。1940年以來，他都在英國情報部門做了什么？找出這個問題的答案，比任何時候都要來得緊迫。然而，我們除了戰(zhàn)爭之外，一無所知。

列治前去尋求前同事阿隆·格溫·瓊斯的幫助，希望借此找到新的突破口。然而，這位前《泰晤士報》國防記者（時任外交部一位部長，人稱查爾芬特勛爵）卻把列治和培智請到了他的辦公室?！澳銈儽仨毻Ｖ挂磺姓{查，”他說，“這其中蘊藏著巨大的危險。你們可能會在幫助我們的敵人?！边@是官方封殺菲爾比事件的首個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