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晤士報》有史為鑒。托馬斯·巴恩斯被認為是《泰晤士報》最偉大的主編之一。他打破了擁護執(zhí)政黨的傳統(tǒng)，堅信自己是對公眾，而非對政黨或統(tǒng)治者負責的。報紙應當作為一個獨立機構運作的理念，正是從巴恩斯那里傳承下來的?！岸?zhàn)”期間，《泰晤士報》經(jīng)歷了一段災難——對納粹德國的姑息縱容，這與時任主編的杰弗里·道森脫不了干系。他個人對首相斯坦利·鮑德溫的忠心耿耿多少產(chǎn)生了影響?！短┪钍繄蟆芬曌约簽檎驼h的附屬之時，亦是其淪為平庸之日。

1981年至1982年，關于獨立性的措辭，引起了撒切爾和保守黨政府的敵意。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政策的闡述面面俱到，一絲不漏。其中一些擔心經(jīng)濟受到了沖擊，很多則得到了贊同。財務大臣就向《泰晤士報》表示，在與公職人員的薪酬之戰(zhàn)中，我們的支持非常重要。反對派工黨的苦難經(jīng)歷得到了忠實記錄。我也能保證，關于社會民主黨崛起的報道和評論是全面且公正的。就此，撒切爾的保守黨批評者有了施展拳腳的平臺。

我和撒切爾的個人關系還算過得去。直到《泰晤士報》刊登了一則丹尼斯·撒切爾介入建筑申請計劃的報道。作為報紙主編，我不認為頻繁拜會首相和反對黨領袖是必要的。然而，有十年的時間，我多次在不同的場合與撒切爾會面。個人而言，我很欽佩她的執(zhí)著。不管是在公開場合還是私人生活中，她都保持了相同的姿態(tài)。然而，她對異議的領會能力讓人不敢恭維。撒切爾可以諒解全盤的反對，卻很難適應友善的批評。別人都期待得到幫助，她卻歡迎對手的發(fā)難。于她而言，沒有永遠的反調，只有信心的缺乏。我反對工會的禁令，特別是新聞業(yè)只雇用工會會員的制度，讓撒切爾難以理解：為什么我不能在其他事情上和她保持一致？這一定是謬誤。埃文斯不是那么“值得信賴”。

如果說撒切爾不是履行編輯獨立性的理想人選，她也不會是第一位樂于看到新聞業(yè)健康發(fā)展的首相。哈羅德·威爾遜曾發(fā)起過反對諾拉·貝爾奧夫的活動。后者是《觀察家報》的政治記者，她的老板兼主編大衛(wèi)·阿斯特對威爾遜很是反感。當時，正值反壟斷委員受理羅伊·湯姆森求購《泰晤士報》一案，威爾遜在首相別墅與湯姆森共進了晚餐。晚餐后，他還建議湯姆森炒掉自己的政治記者大衛(wèi)·伍德。這個建議后來被打入冷宮。

1967年和1982年《泰晤士報》的區(qū)別就在于其所有者——羅伊·湯姆森和魯珀特·默多克。二人表面上有著驚人的相似：外來的小子在英國報界游刃有余，辛勤耕耘又極富魅力，熱愛金錢又相當保守，在多樣化經(jīng)營方面也都大獲成功。

不過，兩人的不同之處也是顯而易見的。湯姆森天生就是一個誠實的人，這是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品質。然而，他為此也弄得自己傷痕累累。湯姆森似乎很享受泄露秘密。他始終維護編輯的獨立性，秉信報紙的職責是為社會大眾服務。他不善偽裝。他向商界同仁提出建議，但從不指手畫腳，或者尋求他人的奉承。他可能有些刻薄，但絕不向恐懼低頭。

1963年，就在首相顧問委員會考慮給湯姆森授勛時，《星期日泰晤士報》卻在同一時間對首相哈羅德·麥克米蘭的政策大加批評。政客和商人抱怨他對此視而不見，任由他的主編丹尼斯·漢密爾頓胡鬧。對此他緘默不語。湯姆森的自傳里這樣寫道：“我寧愿保持沉默?！痹谝蝗鹤h員面前攻擊自己編輯的事情，他斷然不會加以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