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犯所辦的另一種刊物《索洛韋茨基集中營》甚至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一期上就復活節(jié)的話題謹慎而明確地評論道，這是“一個慶祝春天到來的古老節(jié)日”，“在紅旗之下仍然可以按照傳統(tǒng)習慣紀念它”。

讓許多囚犯感到詫異的是，與宗教節(jié)日一起，極少數(shù)以前的修道士也在二十年代后半期名正言順地幸存下來。他們以“指導修士”的身份活動，據(jù)說是向囚犯傳授必要的技能，以前他們利用這些技能成功地從事農業(yè)和漁業(yè)——索洛韋茨基的鯡魚曾經是沙皇餐桌上的一道特色菜肴——生產；他們還為囚犯揭開錯綜復雜的運河系統(tǒng)的奧秘，幾個世紀以來，他們利用這個系統(tǒng)將島上的各個教堂連接起來。多年來，數(shù)十名蘇聯(lián)神父和基督教教會上層人士——既有東正教的也有天主教的，他們或是反對沒收教會財產，或是違反“關于政教分離的法令”——成為集中營的指導修士。有點像那些社會主義者政治犯，在一九三○至一九三一年以前，這些神職人員獲準單獨居住在城堡里的一個特定營區(qū)，而且還被允許在城堡右側前修道院墓地小教堂里做禮拜，這是其他囚犯只有在特殊節(jié)日才能享受的一種奢侈。

這些“特殊待遇”似乎曾經引起不滿，偶爾還在神職人員與普通囚犯之間造成緊張的氣氛。一名產后轉到安澤爾島某專設母親營區(qū)的女囚犯回憶說，島上的修女“遠離我們這些不信教的人……她們心里有氣，她們不喜歡孩子而且敵視我們”。正如許多回憶錄所反復描述的那樣，其他神職人員所采取的往往是截然相反的態(tài)度，他們致力于在刑事犯和其他政治犯中傳播福音并且從事社會工作。

對于那些享有特殊待遇的人來說，也能用錢免除森林里的勞動任務，還能得到不受折磨不被處死的保證。索洛韋茨基有一家可以（非法）接待囚犯的飯館。那些付得起必要賄金的囚犯還能進口自己的食物。有一段時間集中營當局甚至在島上設立了“商店”，囚犯可以在那里以相當于蘇聯(lián)普通商店價格兩倍的高價購買各種服裝。據(jù)說有個囚犯通過花錢得以脫離苦難的生活，他叫“維奧拉羅伯爵”，這是一個其姓名（以多種不同的拼法）出現(xiàn)在幾本回憶錄中的虛張聲勢的家伙。通常被稱為“墨西哥駐埃及大使”的這位伯爵錯誤地在俄國革命之后不久前往蘇維埃格魯吉亞拜訪他妻子的家人。他和妻子雙雙被捕并被流放到偏遠的北地區(qū)。盡管最初他們也身陷囹圄，伯爵夫人還被派去當洗衣女工，但是，就集中營的傳說所述，伯爵用五千盧布為他們夫婦買到了獨門獨戶生活的權利，而且配有一匹馬和一個仆人。其他傳說講述了一位來自孟買的印度富商的存在，后來他在英國駐莫斯科領事館的幫助下離開了集中營。他的回憶錄多年以后由流亡者的出版社出版。

這些事例以及另外一些富有的囚犯生活舒適——并且早早獲釋——的事例如此引人注目，以致一批基本上享受不到特殊待遇的囚犯在一九二六年寫信給蘇共中央政治局，譴責“主宰著索洛韋茨基集中營的混亂狀態(tài)和暴力行為”。他們用精心構思的語言向蘇共領導人投訴，他們抱怨說，“那些有錢人可以用錢解決他們的問題，因此，所有的苦難都壓在了沒有錢的工人和農民肩上”。他們寫道，當富人花錢為自己弄到比較輕松的勞動時，“窮人每天卻要勞動十四至十六個小時”。結果證明，并不只是他們才對索洛韋茨基集中營負責人的胡作非為表示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