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地位的上升，孫武獨斷專橫的作風也日漸暴露，他不但居功自傲，而且還不時排擠打壓其他革命團體的成員，就連同屬“共進會”的同志，也不例外。孫武的做法引起了部分革命黨人的極大不滿，他們私下里議論孫武：“做了幾天新官就瞧不起人，要是長久下去，那還得了嗎？”

沒過多久，黃申薌也加入了這部分人，并進而成為“倒孫”事件的主要謀劃者和實際領導者。這，恐怕是孫、黃二人相交之初怎么也沒有想到的。

孫武生于1880年，曾入武備學堂從習軍事，后任湖南新軍教練，并于庚子年參與唐才常“自立軍”舉義。據說，孫武在湖北發(fā)展革命時，常有人誤認為他是孫文（即孫中山）之弟，而孫武亦笑而不語，不多作辯白。

孫、黃之交，淵源頗早。1906年，“日知會”成立，孫、黃均為這個革命團體的會員?！叭罩獣北黄茐暮?，孫武流亡日本。在日期間，孫武先是加入了同盟會，后因不滿孫中山、黃興專注于華南起義的做法，而于1907年8月與四川張百祥、湖南焦達峰、江西鄧文翚等人在日本東京另組“共進會”，準備在長江中下游地區(qū)聯(lián)絡會黨發(fā)動反清起義。1908年后，孫武回國，隨即以“共進會”的名義在湖北開展革命活動。

在運動會黨與革命士兵的過程中，孫武再度與黃申薌重逢，而后者此時已是湖北革命團體“群治學社”的主要負責人。因此前均是“日知會”會員，孫武隨即邀請黃申薌加入“共進會”。此后，“群治學社”中的一些鄂籍成員也陸續(xù)加入。在黃申薌的引薦下，其他一些革命小團體如黃元吉、湯舜卿的“文學研究社”，丁仁杰、蕭國寶的“自治團”，李建中、梁維亞的“武德自治社”，向海潛、李紹白的“群英會”等也都相繼加入了“共進會”。

1910年4月，湖南長沙發(fā)生“搶米”風潮，“群治學社”打算趁機發(fā)難，后因消息走漏而事敗。作為“群治學社”的主要負責人，黃申薌逃亡上海，“群治學社”也被迫易名為“振武學社”，并在很短的時間內發(fā)展到上千人。

黎元洪時任湖北新軍協(xié)統(tǒng)，他探得“振武學社”的消息后，為防止事變，便將社長楊玉鵬開除出營。“振武學社”又被迫更名為“文學社”，蔣翊武被推為社長。至1911年7月，“文學社”成員已近三千人。

與此同時，孫武、張振武等人領導的“共進會”也在湖北新軍及會黨中聯(lián)絡了兩千余人，成為與“文學社”并存的一支重要革命力量。經數(shù)次會談，湖北的兩大革命團體決定聯(lián)合行動。就在武昌起義爆發(fā)的前夕，“文學社”與“共進會”舉行聯(lián)席會議并建立了統(tǒng)一的指揮系統(tǒng)，孫武被推為起義部隊的參謀長。革命成功后，他當上了湖北軍政府的軍務部長，算是實至名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