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種恨不得快樂小童軍離遠些的可能性不曾發(fā)生在特里維廉身上，但它必定發(fā)生在英德混血諷刺家馬克斯·比爾博姆身上。他一九一八年咒罵散步，在《出去散步》中寫道：“每當我與朋友一起，除非外面下雨，無論何時都會有人提議:‘出去散步吧！’人們似乎認為對散步的渴望中有崇高、美善的東西存在?！北葼柌┠愤€有進一步異論，他宣稱步行無益于思考，因為雖然“身體在進行中體現(xiàn)了崇高、誠實和莊嚴?！毙撵`卻拒絕陪伴身體。他是荒野中的異聲。

在大西洋另一邊，一篇關于步行的散文已趨近偉大，但連梭羅也不能抗拒說教?！拔蚁Ｍ麨榇笞匀?、絕對的自由和野性說句話，”他一八五一年的散文《行走》這樣開篇。像其他散文家一樣，他將大自然中的行走與自由連接；像他們一樣，他教我們?nèi)绾尾拍茏杂伞！吧局形以鲆娨粌晌欢蒙⒉街赖娜恕！薄拔覀儜峦鼻埃谟啦荒绲拿半U精神下邁步向前，決不回頭……如果你準備離開父母、手足、妻兒、朋友，不想再見他們--如果你已還完債、立好遺囑、處理完所有的事，是自由人，那么你可以去散步?！彼慕虒亲畲竽?、最狂野的教導，但仍是教導。不久后他補充了一個詞--必須：“你必須生在行走者之家?！薄澳惚仨毿凶呷珩橊?，駱駝?chuàng)f是唯一在行走時會沉思的獸?！碑斠晃宦眯姓哒埱笕A茲華斯的仆人給他看她主人的書房，她回答：“這里是他的圖書館，他的書房在戶外。”

雖然步行散文是對身體和精神自由的贊美，它并未打開自由世界，因為那革命早已發(fā)生。步行散文借描述那自由可允許的范圍而馴化革命。而說教徒從未停止。一九七○年，赫茲里特后的一個半世紀，布魯斯·查特溫寫了一篇開始是關于游牧民族但逐漸包括史蒂文森的《與驢一起旅行》的散文。查特溫語調(diào)神圣，但他總拒絕區(qū)分游牧與步行，因為步行可以是也可以不是旅行，而游牧則是一種不斷地憑借各種方式移動的行旅，步行并不是游牧的首選。借著將游牧與自己的英國徒步旅行傳統(tǒng)并列，查特溫使游牧民族成為浪漫主義者，并將自己想成游牧民族。查特溫引述史蒂文森后不久，便與傳統(tǒng)會合：“最好的事是步行。我們應追隨中國詩人李白的艱難行旅?！币驗樯且粓鼋?jīng)過荒野的旅行。此類平凡得近于庸俗的“生命是旅行”的概念，除非親身驗證，否則毫無價值。革命英雄除非走過長路，否則不值一談。切·格瓦拉談論過古巴革命的“游牧階段”。再想想毛澤東的長征或摩西的出埃及記。正如《憂郁的剖析》的作者羅伯特·伯頓所了解的，運動是憂郁的最好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