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學派在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之前統(tǒng)馭著雅典人的生活哲學，他們也是著名的走路者，經(jīng)常在日后亞里士多德設立學校的小樹林中從事教學。由于柏拉圖對該學派的嚴辭攻擊，使得sophist和sophistry二詞至今仍是“欺騙”和“狡詐”的同義字，盡管其字根sophia實有智慧之意。不過十九世紀美國的智者學派致力于娛樂式教學與公開演講活動。他們到處講演，以滿足一群群渴求信息與觀念的觀眾。智者學派雖然將雄辯視為取得政權的工具，將勸說和辯論能力視為雅典民主的支柱，但是他們也傳授其他知識。柏拉圖在攻訐智者學派時其實有失真之處，因為他將智者學派學者編造為古今最狡猾、最具說服力的一群雄辯家。

不論智者學派的道德操守為何，他們都跟許多只忠于自己信念的人一樣，流動性很大。也許因為他們所效忠的都是難以捉摸的信念，而一般人所效忠的對象則多拘泥于人物或場所，所以他們經(jīng)常被迫四處游蕩，因為他們的信仰需要逃脫各種束縛。再者，信念畢竟不像作物，如玉米一樣可靠或普遍，因此要有收獲，必須四處尋求支持與真實。在許多文化中，有許多行業(yè)，從音樂家到醫(yī)生不等，都屬于游牧民族，它們對一般地域性的爭執(zhí)具有類似外交豁免的余裕。亞里士多德本人原先也打算繼承父親的衣缽，成為醫(yī)生。在那個時代，醫(yī)生屬于一種秘密旅者公會，該公會自我宣稱是醫(yī)療之神的后代。如果他在智者學派時期成為一名哲學家的話，他可能會背井離鄉(xiāng)、四處游蕩，因為直到他那個年代哲學學派才首次在雅典扎根。

我們現(xiàn)在無法斷定亞里士多德和其逍遙學派是否真正習慣于邊走邊談哲學，但在古希臘時期，思想和走路再度有了交集，而希臘建筑亦將走路視為一種社交和語言行為。正如逍遙學派以學校中的柱廊為校名，斯多亞學派也以雅典的柱廊--一條他們經(jīng)常漫步交談的彩繪柱廊--為名。許久后，走路和哲學之間的聯(lián)系更深植人心，以至中歐有許多地方均以其為名，比如海德堡著名的哲學家小徑，據(jù)說黑格爾曾漫步其間；又如現(xiàn)已改建為火車站的柯尼斯堡的哲學大壩則是康德每天散步的必經(jīng)之處；另外，索倫·奧貝·克爾凱郭爾亦提及哥本哈根有一條哲學家小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