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果說上述的“歌式”，主要是從語言修辭的角度確定“歌病”，那么，10世紀初（公元905年）著名歌人紀貫之為《古今和歌集》撰寫的兩篇序言—“真名序”（漢語序）與“假名序”（日語序），則套用《詩大序》的“詩有六義”說，即“風雅頌賦比興”，進一步從題材（風雅頌）與抒情言志的方式方法（賦比興）這兩種角度，為和歌劃分出題材類型與抒情方法的不同種類。這就為和歌的評判與鑒賞，提供了較之語言聲韻更高一個層次的、更具有文學性的層面和切入點。其中，由于“真名序”使用漢語表述，一些概念、提法尚不可能擺脫漢字概念，特別是將“風雅頌賦比興”直接套用于和歌，稱作“和歌六義”難免生硬，但“假名序”就不同了，作為第一篇用日語寫作的歌論文章，意義重大。該篇序言用日語寫作，為擺脫漢語的表達方式乃至中國詩論的束縛提供了可能。與“真名序”對“六義”的直接套用不同，“假名序”并非原封不動地使用“風雅頌賦比興”的概念，而是用日語做了解釋性的翻譯，分別稱為“諷歌”、“數(shù)歌”、“準歌”、“喻歌”、“正言歌”、“祝歌”，這既是對漢語“六義”的翻譯，也是改造和闡發(fā)。兩序在對六位著名歌人加以簡單批評的過程中，使用了“心”、“情”、“詞”、“歌心”、“誠”、“花”與“實”等詞匯作為基本的批評用語，與中國古代詩論中關鍵詞的使用有所不同，作者對這些詞匯未做任何闡釋與界定，卻為此后這些詞語的逐漸概念化、范疇化打下了基礎，也初步顯示了日本歌論的民族特點。同時，作者還體現(xiàn)出了明確的“倭歌”或“和歌”的獨立意識，作者稱：“和歌樣式有六種，唐詩中亦應有之。”本來“六義”來自中國，卻說“唐詩中亦應有之”，聽上去好像和歌“六義”與唐詩“六義”是平行產生似的，甚至和歌“六義”更為元初。說和歌“始于天地開辟之時”；“天上之歌，始于天界之下照姬；地上之歌，始于素盞鳴尊”，這就從起源上否定了漢詩與和歌形成的淵源關系。不僅如此，“假名序”還體現(xiàn)出了和歌與漢詩對峙與競爭的意識，認為漢詩的盛行導致和歌的“墮落”，又將漢詩稱為“虛飾之歌、夢幻之言”。這表明，平安時代的日本歌人已經清楚地意識到了和歌與漢詩的不同，并有意識地開始確立和歌特有的審美規(guī)范，自覺地與漢詩相頡頏了。